宋诗

宋诗（宋代诗歌）宋诗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又自具特色。文学史上提到宋诗﹐有时是作为宋代诗歌的简称﹐有时则指某种与唐诗相对的诗歌风格。宋代诗歌依时间先后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发展时期。虽然其成就不如唐诗﹐但对后世的影响仍然很大，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宋诗的六个时期

沿袭期

从北宋开国到宋真宗赵恒朝七八十年的时间里﹐宋诗基本上沿袭唐风。主要流派有以王禹偁(954～1001)为代表的白居易体(简称白体)﹐魏野(960～1019)﹑林逋(968～1028)为代表的晚唐体和杨亿(974～1020)﹑刘筠(970～1030)﹑钱惟演(977～1034)为代表的西昆体。　诗人的个人成就　以王禹偁为最大。他是宋代提倡向李白﹑杜甫﹑白居易学习的第一个诗人﹐写下不少关心民间疾苦的诗篇。就流派言﹐以雕章丽句﹑多用典故的西昆体影响为最大。11世纪初二三十年的诗坛﹐基本上为它所把持。

复古期

宋仁宗赵祯时﹐欧阳修﹑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9～1048) 等青年文学家﹐在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同时﹐连带反对杨亿﹑刘筠片面追求偶切﹑不重内容的近体唱和诗风﹐上承宋初王禹偁关心现实的精神﹐主张大量创作以反映国计民生为传统的古体诗﹐以配合当时的政治改革运动。这一时期﹐梅尧臣同情民间疾苦的名篇《田家语》﹑《汝坟贫女》﹐苏舜钦反映宋廷积贫积弱社会问题的《城南感怀呈永叔》﹑《庆州败》﹐欧阳修揭露官府腐败的《食糟民》﹐蔡襄(1012～1067)﹑石介(1005～1045)等人直接干预政局的《四贤一不屑》和《庆历圣德颂》等古体之作陆续问世﹐名重一时﹐朝野诗风为之一变。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独特面目﹐也在此时初步形成。

革新期

11世纪后半期﹐王安石﹑苏轼相继主盟诗坛﹐宋诗创作形成第一个高峰期。王﹑苏两人政治见解和诗歌主张多所不同﹐但锐意创新﹐力图建立个人风格的不倦追求则一。代表作如
王安石《明妃曲》﹑《乌江亭》诗﹐就传统题材翻出新意﹐充分发挥了宋诗长於议论的特点﹐读後耐人回味﹐被公认超出唐人的同类作品。苏轼则在“以诗为词”的同时﹐将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开了头的“以文为诗”推进到“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的地步。苏诗的超迈豪纵﹐触处生春﹐富於创新精神﹐其名作《百步洪》诗中一气呵成的七个联喻: “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是最好的自然写照。王﹑苏两人刻意求新而创作的一些小诗﹐如王诗《泊船瓜洲》﹐苏诗《题西林壁》﹐或以新鲜的意象示人以奇想﹐或以丰富的哲理发人以深思﹐历久而传诵不衰﹐也为宋诗增添了不少光彩。

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还有黄庭坚(1045～1105)﹑陈师道(1053～1101)等﹐并出苏轼门下﹐但诗风与苏轼不同。

凝定期

黄庭坚作诗﹐有所谓“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方法﹐目的是“以故为新”﹐尚不失宋诗革新期的首创精神。後来起而效法者﹐以此为定式﹐形成在南北宋之际影响十分巨大的江西诗派﹐宋诗重新走上了模仿前人﹐只在文字技巧﹑声韵格律方面颠来倒去的形式主义道路。直到南渡之际﹐陈与义(1090～1138)等人由早期江西诗人对杜诗声律的偏爱转向学习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和苍凉沉郁的风格﹐在诗歌中反映出民族灾难降临之初知识分子的爱国感情﹐宋诗停滞不前的现象才有所改变。

中兴期

南宋前期﹐抗敌﹑北伐成为诗人表现的重大主题﹐爱国诗的大量涌现﹐使宋诗在这方面成为超越前代并给后世以莫大影响的典范﹐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以陆游为代表的中兴诗人﹐纷纷从江西诗派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建立起自己的风格。陆游的“从军乐”﹑杨万里(1127～1206)的“诚斋体”﹑范成大(1126～1193)的田园诗﹐均能独自网开一面﹐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除爱国﹑抗战之外﹐农村下层民众的生活﹐也是他们的共同题材。诗歌语言也开始趋於通俗﹑自然和口语化。杨万里的“活脱”﹐陆游的平易﹐范成大的明白如话﹐包括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诗歌的平直质朴﹐均使这一时期的诗歌表现出与前几个时期以及唐诗的不同面貌。

飘零期

南宋后期﹐再也没有出现比较重要的诗人。先后活跃在诗坛上的“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为诗宗贾岛﹑姚合﹐重新走宋初的沿袭晚唐诗风的老路﹐虽也写出一些清新可读的作品﹐但总的来说﹐宋诗也如当时的政局﹐已是风雨飘摇﹐每况愈下。直至宋末文天祥等爱国志士以血泪凝成的正气歌留名汗青﹐宋诗才最后迸出了一道引人注目的亮光。

宋诗特点

“以文为诗”

关于宋诗的特点﹐一般认为最主要的是议论化﹑散文化。“以文为诗”﹐唐代个别诗人如韩愈等已开其端﹐但奉为圭臬﹐因之蔚为一代诗风者则自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始﹐至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而达到极致。由“以文为诗”到“以议论为诗”﹐宋诗之所以在强大的唐诗影响之下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的这一风格特征﹐有著深刻的时代根源。北宋时期﹐政治改革和随之出现的朋党之争﹐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一直是知识分子关心的主要问题。终南宋之世﹐主战和主和﹐又将朝野士人分成旗帜鲜明的两大派。

绝大多数诗人具有官僚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是这批人的共同特征。其次﹐宋代儒学一改唐人死守前代注疏的旧习﹐疑经惑古﹐以己意解经﹐蔚为风气﹐本已官僚化的士人﹐又加上了一重学者化的身份。所谓某人好议论﹐主要就是由这两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所促成。

理趣

与宋诗议论化相关的还有另一个特点﹕理趣。所谓理趣﹐指寄寓在诗歌形像中的人生哲理。宋诗理趣形成的文化根源主要不是理学﹐而是佛门的禅机。宋诗中最富有理趣的几首代表作品﹐多出于理学形成之前而哲学思想自成体系的王安石﹑苏轼及其追随者黄庭坚﹑陈师道之手。如苏轼的《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即源于《高僧传》所载醋头和尚斗机锋的偈颂。

前所未有

此外﹐两宋诗坛还有两个前所未有的特点﹐一是诗歌派别的出现和形成风气﹐一是“诗话”作为一种诗歌批评方式的产生和流行。宋诗多流派﹐当与佛教宗派思想的刺激以及政治上党争纷繁的原因有关。如北宋末吕本中(1084～1145)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黄庭坚以下二十五人﹐后又有所谓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一如禅宗之“法嗣”传衣。列名之人均以名节自励﹐气味相投。至于文学观方面的不同﹐因而造成诗家的门户之见﹐壁垒森严﹐则与“诗话”的党同伐异有著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

宋诗唐诗

唐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据了最光彩的一页。宋诗在继承唐诗传统的基础上，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宋诗和唐诗相比，也有创作风格的不同。

1. 唐诗善于言情，即使说理也多以抒情的方式出之，以情韵取胜；宋诗则多喜说理，尚议论，以理趣见长。
2. 唐诗多以强烈的激情去感受现实生活，重视生活感受的直接抒发和描写，显得浑厚博大；宋诗多以冷静
   的态度去体察客观事物，“以方学为诗”比较喜欢用典，书卷气较浓，显得委曲精深。
3. 唐诗语言流丽；宋诗则往往把散文的章法，句法引入诗中，结构手段，叙述方法和语言风格具有散文化倾向。
   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概括简单概括了两者的特点：

唐诗和宋诗，不仅是两个朝代诗歌的总名，而且代表了我国诗歌史上两种诗法和诗歌。

它们不同之处在于：唐诗主言情，即使说理，也多以抒情方式出之；宋诗喜说理，崇尚议论。唐诗多含蓄；宋诗多直露，言尽意亦尽。唐诗多注重生活感受的直接描写和抒发；宋诗的优秀之作也来自生活，但往往先从理性上把握，然后再选择恰当的形式。所以宋诗即令句句生动具体，总是有某种逻辑思维的潜流贯穿其中，不像唐诗的意境大都以直观形式表现出来。总之，唐诗总用感性形象来把握现实，宋诗则多借助理性思维来解剖现实；唐诗诗味较浓，宋诗诗味较淡，但却以思想的细致深刻、技巧语言的精益求精弥补之。由于这些原因，宋诗比唐诗好学。

唐诗靠灵感，宋诗靠才学；才学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灵感却不能勉强。唐诗靠感性，宋诗靠理性；理性可以深思熟虑获得，而感性（形象思维）却比较难于捕捉。而且，清代学宋者并不排斥唐诗，往往还由宋窥唐，故用力较易，又不致造成粗犷肤廓之弊。因此，宗宋往往比宗唐获得的成就要大。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绪论中分析了二者一脉相承性：

事实上，从中唐开始，唐诗就有向日后的宋诗演变的趋势。而宋诗的许多特征，都可在杜甫、韩愈的诗中找到滥觞。从整个诗歌史来看，宋诗正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唐诗与宋诗，本是一脉相承的。例如，诗歌在题材和语言上趋于通俗化，描写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并采用俗字俚语，这种趋势是从杜甫开始的，中唐韩愈、白居易、孟郊、贾岛及晚唐皮日休、罗隐等人又有所发展，而宋代诗人则沿其流而扬其波。又如在诗歌中发议论，也是从杜甫、韩愈开始，在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中已屡见不鲜，入宋以后则发展成为诗坛的普遍风气。宋代诗人正是充分吸取了唐诗的营养，才创造出一代诗风。杜甫、韩愈对宋诗的启迪作用尤其重要。宋人曾说：“工于诗者，必取杜甫。”（黄裳《陈商老诗集序》）清人则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叶燮《原诗》卷一）这些论述都是符合实际的。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所以能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宋诗评价

关于宋诗的评价，自南宋严羽《沧浪诗活》起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直至在文学史上形成了“尊唐”与“崇宋”两大派系。大抵唐诗主情致﹐宋诗重理性﹐从艺术的角度看﹐宋诗不少作品缺乏形象性﹑音乐美﹐感染力不强﹐是它的缺点。从文化史的立场上讲﹐宋诗在唐代诗歌格律完备﹑意象纯熟﹑臻于顶峰的情况下另辟蹊径﹐为近世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榜样﹐是它的成功之处。

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唐诗、宋诗（词）作为两个难以逾越的高峰，灿烂着中国的文化领域，同时，又备受文人们的争议，从诗歌的写作背景，到诗歌的谋篇结构、锤词炼句、修辞用典，都是人们热爱和攻击的目标。

抛开思想观念及出发点的考虑，见仁见智，针对诗歌本身的争论毕竟是有益于诗歌自身发展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张毅先生的《20世纪唐诗宋诗之争》，不仅综合、罗列了别人的观点，更明白无误地摆明了自己的观点，可谓不卑不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