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推官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xīn）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傅玄的思想成就主要有唯物论的哲学思想，认识论上的朴素唯物主义。在自然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构成自然界事物的基本元素，自然界的生成不是靠“造物主”、“神”、“天”等神秘力量。丰富和发展了古代元气一元论的自然观，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指出了人性的可塑性。
关于傅玄的哲学思想的独到贡献，钟泰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中，认为傅玄能够发前人所未发，能够认识到道家对法家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钟先生评价傅玄云：“老庄之用，在于申韩。晋人言老庄者多，而知申韩者少。故吾尝言晋人未能得老庄之全，以是蒙其害而不获其用。既得《傅子》读之，觉其尚公道，重爵禄，犹有法家之意。”
孔稚珪文享盛名，曾和江淹同在萧道成幕中“对掌辞笔”。豫章王萧嶷死后，他的儿子请沈约和孔稚珪写作碑文，可见他在上层社会中的地位。史称他”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但他对皇帝所不喜欢的人也从不稍假宽容，其弹章劾表，著称一时。
孔稚珪最著名的作品是骈文《北山移文》。文章借北山山灵的口吻，嘲讽了当时的名士周颙故作高蹈而又醉心利禄。类似周颙的情况，自两晋以来比较普遍，因此此文笔锋所指，并不限于周颙个人。文章写得尖刻泼辣，通过对山川草木拟人化的描写，嘻笑调侃，因而历来为人传诵。
同他的前辈一样，黄庭坚对西昆体也是猛烈攻击的。西昆诗人讲究声律、对偶、辞藻，为了在艺术上摆脱西昆诗人的影响，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就企图在立意、用事、琢句、谋篇等方面作些新的探索。到北宋中叶以后，这百年以上的承平局面和新旧党争的风险，即使许多诗人愈来愈脱离现实；当时大量书籍的刊行，封建文化的高涨，又使他们不满足于寻常典故的运用，而务求争新出奇（注：欧阳修与梅尧臣书，不满意当时人作白兔诗“皆以常娥月宫为说”，苏轼《聚星堂雪》诗“禁体物语”，皆见当时诗人争新出奇的风气，到黄庭坚更变本加厉。）
吴激词多作于留金以后 。篇数虽不多，皆精微尽善，虽多用前人句，其剪裁点缀，若皆天成。今存20余首，题材不广，但工于写景，如“山侵平野高低树，水接晴空上下星”（《三衢夜泊》）；“地偏先日出，天迫众山攒”（《鸡林书事》）。他的《题宗之家初序潇湘图》、《岁暮江南四忆》等诗，含蓄地表达了乡国之思。
诗歌蒋士铨的诗歌作品，据清嘉庆三年扬州刻本《忠雅堂全集》，存诗二千五百六十九首。他还有数千首未刊诗，存于他的稿本中。诗作题材比较广泛，其中一部分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诗，如《饥民叹》、《禁砂钱》、《官戒二十四首》之四《察隶役》、《乞人行四首》、《米贵倒叠前韵》，或揭露官府的搜刮钱财，或批判役吏的横行乡里，或描写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都有一定社会意义。他还有一些反映城乡下层社会世态风俗的诗,如《京师乐府词》等。不过蒋士铨的诗大部分为个人抒情，及吊古、纪游之作。
贞观、性德作词主张“舒写性灵”，其词极情之至、质朴自然、雄于学养而又能创新出变，秦赓彤在《弹指词·序》中说：“先司寇题语有云：本朝词家，以弹指为最。窃展卷诵之，惊为自古词家所未有，盖唐宋以来词格，凡几变矣，先生之词，穷其变而会通，而极其至。神明变化，开前人未开之境，洵乎为一代之词宗，而叹先司寇公评骘之当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曾论顾贞观曰：“顾华峰词全以情胜，是高人一著处”。顾贞观词，以〔金缕曲〕《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丙辰冬寓京师千佛寺冰雪中作》两首最佳，以词代书信，纯用白描，缠绵恳切，感人极深。纳兰性德读后叹为：“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
茶为贡品、为祭品，已知在周武王伐纣时、或者在先秦时就已出现。而茶作为商品，则时下知道要在西汉时才出现。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正月里，资中(今四川资阳)人王褒寓居成都安志里一个叫杨惠的寡妇家里。杨氏家中有个名叫“便了”的髯奴，王褒经常指派他去买酒。便了因王褒是外人，替他跑腿很不情愿，又怀疑他可能与杨氏有暧昧关系，有一天，他跑到主人的墓前倾诉不满，说：“大夫您当初买便了时，只要我看守家里，并没要我为其他男人去买酒。”
王褒得悉此事后，当时就气不打一处来，一怒之下，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以一万五千钱从杨氏手中买下便了为奴。
张溥在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反对公安、竟陵两派逃避现实，只写湖光山色、细闻琐事或追求所谓”幽深孤峭“的风格。但他在提倡兴复古学的同时，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与前、后七子单纯追求形式、模拟古人有所区别。
张溥散文，在当时很有名，风格质朴，慷慨激昂，明快爽放，直抒胸臆。其《五人墓碑记》，赞颂苏州市民与阉党斗争，强调“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为“缙绅”所不能及。叙议相间，以对比手法反衬五人磊落胸襟，为传诵名篇。所撰《五人墓碑记》收入《古文观止》。
“吴中四才子”中，唐寅、祝允明、文征明三人，以画或书法蜚声于世，独徐祯卿以诗歌名满士林。徐祯卿在诗坛占有特殊地位，诗作之多，号称“文雄”。早期诗作近白居易、刘禹锡风格，及第后受李梦阳、何景明、迪贡等影响，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参与文学复古运动，为“前七子”之一（其他六人为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所作《谈艺录》，只论汉魏，六朝以后不屑一顾，阐述重在复古之论。其诗格调高雅，纵横驰骋于汉唐之间，虽刻意复古，但仍不失吴中风流之情。
宗臣为“后七子”之一，王先谦有云：“先生志行，未尝欲以文人名，而后之人颇多称其诗，盖方其年少，才高气锐，落笔辄拔出一时，一二有气力者相与张之，以为吾徒，结社要盟，主持夸异。”《明史》所谓“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他的创作，散文较出色。如《报刘一丈书》，有力地抨击了封建官场的腐败。其文重点描摹了奔走权门的无耻之徒的种种丑态。对他们夤缘钻营、甘言媚词、逢迎拍马的细节，作者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在其《明代文学》一书中，认为此文“淋漓喷薄，无复摹秦仿汉之习；而感慨中出诙诡，乃极似太史公《游侠列传》、杨恽《报孙会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