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阳创作的乐府和古诗较多，其中有不少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且寄寓了作者力求有所改革的政治理想。《朝饮马送陈子出塞》揭露了明朝军队的腐败："万里黄尘哭震天，城门昼闭无人战"；还描写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今年下令修筑边,丁夫半死长城前。"笔力颇为苍劲沉重。《君马黄》刻画宦官的骄横，也栩栩如生。坐车的宦官由于"前径狭以斜，曲卷不容车"，竟然下令拆房毁屋，于是"大兵拆屋梁，中兵摇楣栌，小兵无所为，张势骂蛮奴"，暴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空城雀》通过对群雀啄麦、坐享其成的描绘，表示了对既无利弹、又蔑网罗的贫苦"翁妪"的同情，很有深意。
基本概述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朝最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李之仪是苏轼门人之一，元祐文人集团的成员，擅长作词，前人称其“多次韵”小令更长于淡语、景语、情语（毛晋《姑溪词跋》）。他很注意词的特点，曾说“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他批评柳永“韵终不胜”、张先“才不足而情有余”，而主张像晏殊、欧阳修那样“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跋吴思道小词》）。他的佳作也确能达到这一要求，如〔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立意造语学民歌与古乐府，即景生情，即事喻理；下片借水言情，极为深婉含蓄。
音乐书法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弹琴，著有音乐理论著作《琴赋》《声无哀乐论》。他主张声音的 本质是“和”，合于天地是音乐的最高境界，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并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嵇康作有《风入松》，相传《孤馆遇神》亦为嵇康所作。又作《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嵇康擅长书法，工于草书。其墨迹“精光照人，气格凌云”，被列为草书妙品。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品为草书第二。又善丹青，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其时有嵇康《巢由洗耳图》《狮子击象图》传世，俱已失佚。
足以表现他的诗歌成就的大致有这样四个方面：
边塞诗如《古意》、《古从军行》，以豪迈的语调写塞外的景象，揭露封建帝王开边黩武的罪恶，情调悲凉沉郁。
描写音乐的诗篇如《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听安万善吹觱篥歌》，记述的是当时自西域传入的新声，可以看出唐朝文化艺术的多方面发展。
政治思想方面李觏在政治思想方面，反对道学家不许谈"利""欲"的说教，认为"人非利不生"（《原文》），"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富国策》），提出了一些发展经济的办法，对王安石变法有直接影响。其诗歌内容，大多涉及政治得失，人民疾苦。构思遣辞，新颖独创，甚至有些奇特，出人意外。他在《论文》诗中写道："今人往往号能文，意熟辞陈未足云。若见江鱼须恸哭，腹中曾有屈原坟。"可见他有意避免"意熟辞陈"而力求生新，别辟蹊径。他作诗师法皮(日休)陆（龟蒙）、以中兴诗道自命。如《获稻》、《乡思》、《苦雨初霁》、《读长恨辞》等诗,清新可诵。
李纲为社稷生民安危，有效地组织了东京保卫战的城防，屡次击退了金兵。虽然朝廷不用他的建议，或者用了他的建议不久又废除，可是他的忠诚义气在士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
李纲有著《易传》内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论语详说》十卷，文章、歌诗、奏议百余卷，又有《靖康传信录》、《奉迎录》、《建炎时政记》、《建炎进退志》、《建炎制诏表札集》、《宣抚荆广记》、《制置江右录》。其中《靖康传信录》、《建炎进退志》、《建炎时政记》等，系李纲在北宋末、南宋初置身朝廷时的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记录，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宝贵资料。
文学
永乐大典诗词：《赴广西别甥彭云路》、《游七星岩偶成》、《庐山歌》、《藤县即事》、《窦家寨》、《桑》等。
著作：《白云稿》、《东山集》、《太平奏疏》、《丁丑封事》、《文毅集》、《春雨杂述》、《天潢玉牒》，后人辑有《解文毅公集》。
总裁：《太祖实录》、《古今列女传》。
主持编纂：《永乐大典》。
主题题材黄遵宪早年即经历动乱，关心现实，主张通今达交以“救时弊”（《感怀》其一）。从光绪三年（1877）到二十年（1894），他以外交官身份先后到过日本、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地。经过亲自接触资产阶级文明和考察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他明确树立起“中国必变从西法”（《己亥杂诗》第四十七首自注）的思想，并在新的文化思想激荡下，开始诗歌创作的新探索。他深感古典诗歌“自古至今，而其变极尽矣”，再继为难。但他深信“诗固无古今也”，“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与朗山论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