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赵秉文“历五朝，官六卿”，朝廷中的诏书、册文、表以及与宋、夏两国的国书等多出其手。他所草拟的《开兴改元诏》，当时闾巷间皆能传诵。他学识广博，著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太玄笺赞》、《文中子类说》、《南华略释》、《列子补注》等，且兼善诗文书画。金人刘祁称他“平日字画工夫最深，诗其次，又其次散文”。他的诗作多描写自然景物，元好问称他“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则沉郁顿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渊明”。前后主文坛四十年之久，成为金朝末期“文士领袖”。晚年逢金朝衰乱，以禅学求慰藉。
文学成就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还强调打速决战、突击取胜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等战略战术原则。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
孙光宪是一位著名的词人，是花间派中较有个性和成就的词人。毛泽东曾抄录他的《上行杯》：“离棹逡巡欲动，临极浦，故人相送。去住心情知不共，金船满捧。绮罗愁，丝管咽，回别，帆影灭，江浪如雪。”
孙光宪素以文学自负，处荆南，怏怏不得志，认为在诸侯幕府中不能展示他的文学才能。他每次对知交说：“宁知获麟之笔，反为倚马之用。”他常吟刘禹锡诗：“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为饱暖家。”
彭孙遹为清初著名诗人，存诗1500首，多应酬、记游、抒情、咏物之作。如《松桂堂集》末卷全是咏花诗，写了百多种花。部分作品写官吏凶残、官军害民、农民流离失所，真实反映清初某些社会问题。其诗风格近唐大历十子，尤近刘长卿。词亦著名，特工小令，多香艳之作，有“吹气如兰彭十郎”之称”（朱孝臧《彊村弃稿》）。《清诗纪事初编》评说：“各体皆备，世独赏其香奁艳体”，《清稗类钞》称其“才富学赡，王阮亭、朱竹垞皆自叹不如”，谭莹在《论词绝句》中推崇彭孙遹：“大科名重千秋在，开国填词第一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彭羡门词，意境较厚，但不甚沉着，仍是力量未足。《清词菁华》：孙遹词品，侧艳蒙讥。
张维屏少时就有诗才，闻名乡里。鸦片战争爆发后，张维屏目睹英国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激发了爱国热情，写出了歌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三元里》，赞扬陈连升、葛云飞、陈化成捐躯报国的《三将军歌》等。这些诗篇在当时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成为鼓舞爱国主义的有力武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研究鸦片战争史的可贵资料。已故的著名文学家阿英(钱杏邨)曾称赞张维屏的这些诗是鸦片战争中“最具有灿烂不朽光辉”的“英雄史诗”。
虞集素负文名，宋濂在《柳待制文集》序言中说：“天历以来，海内之所宗者，唯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硕、乌伤黄公晋卿及公（柳贯）四人而已。识者以为名言”。宋荦《漫堂说诗》云：“元初袭金源派，以好问为大宗，其后则称虞、杨、范、揭”。又如沈德潜《说诗晬语》云：“虞、杨、范、揭四家诗品相敌。中又以汉廷老吏为最。”
简介谢枋得是南宋著名诗人，他对诗的研究造诣很深，曾编选过《千家诗》。当时的学者名流都以师事之。他认为“诗与道最大，诗为文之精者也。”他所作的诗，有着强烈的爱国忧民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沉郁婉转的艺术风格。
文学处于梁代后期的萧纲文学集团的诗歌创作最为繁荣，其影响亦更深远。开创了划时代的宫体文学，为宫体诗的最有影响的一位代表人物。对于宫体，这里作一些辨析。所谓宫体，其实可以有狭义、广义两种使用与理解。狭义的宫体是“《玉台新咏》体”，即写美人与艳情的那种诗，这也是中大通三年宫体开始出名时的本义。鉴于狭义的宫体并不能概括以萧纲为中心的文学群体的全部成就，所以，可以推而广之，用广义的宫体文学的概念，来作萧纲文学集团所倡导的诗歌风格体貌特征的总称名。萧纲时代的广义的宫体文学，是对永明体的整合与发展，形成为律体建构史上的关键阶段。
书法在乾隆之际，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刘墉并享书法声誉。当时人们称翁、梁、王、刘“四大家”。其书法艺术成就，当推刘墉最高。亦有以来其与翁方纲、成亲王永瑆、铁保并称“翁刘成铁”。包世臣《艺舟双楫》称：“文清少习香光，壮迁坡志，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石庵亦出董（其昌），然大厚思沉，筋摇脉聚，近世行草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成也。流传书迹较多。著有《石庵诗集》，刻有《清爱堂帖》。《小楷册》，书于嘉庆元年（1796）。纸本墨迹。凡24行，共36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