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沂孙最工于咏物。他现存64首词，咏物词即占了34首。在宋末词人中，王沂孙的咏物词最多，也最精巧。他的咏物词的特点，一是善于隶事用典，他不是直接描摹物态，而是根据主观的意念巧妙地选取有特定含意的典故与所咏之物有机融合，使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意相互生发。这就是清人周济所说的：“咏物最争托意，隶事处以意贯串，浑化无痕，碧山胜场也。”（《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二是擅长用象征和拟人的手法，用象征性的语言将所咏之物拟人化，使之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因而他的词往往被认为有深远的寄托。如著名的《眉妩·新月》：
在宋元易代之际的遗民诗人中，林景熙与谢翱齐名，并称翘楚。林景熙的诗歌创作大不同于其同乡前辈——“四灵”派诗人。面对鼎革之际，山河破碎、民生艰危的局面，诗人并没有啸傲山林、寄情田园，而是时刻关注社会现实、关心民生疾苦。
政治方面丘处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道教领袖，而且也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他的最大贡献是将其济世安民的思想付诸实践，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丘处机虽长期从事宗教活动，但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深知要使自己的理论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必须要在实践中给人们带来好处，而这种实践又必须要得到统治阶级的全力支持。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他首先取得当时信奉道教的金世宗青睐，一月内两次在京召见，寻问其长生与治国保民之术。丘处机对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甚惬上意”。这是丘处机首次向最高统治者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取得了成功。
“吴中四才子”中，唐寅、祝允明、文征明三人，以画或书法蜚声于世，独徐祯卿以诗歌名满士林。徐祯卿在诗坛占有特殊地位，诗作之多，号称“文雄”。早期诗作近白居易、刘禹锡风格，及第后受李梦阳、何景明、迪贡等影响，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参与文学复古运动，为“前七子”之一（其他六人为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所作《谈艺录》，只论汉魏，六朝以后不屑一顾，阐述重在复古之论。其诗格调高雅，纵横驰骋于汉唐之间，虽刻意复古，但仍不失吴中风流之情。
张惠言早岁治经学，工骈文辞赋。后受桐城派刘大櫆弟子王灼、钱伯□的影响，与同里恽敬共治唐、宋古文，欲合骈、散文之长以自鸣，开创阳湖派。《送钱鲁斯序》和《古稿自序》，都曾自道其为文本末。后来文学韩愈、欧阳修，“不遁于虚无，不溺于华藻，不伤于支”（阮元《茗柯文编序》）。所作如《游黄山赋》、《赁舂赋》、《邓石如篆势赋》、《送恽子居序》、《词选序》、《上阮中丞书》等，或恢宏绝丽，或温润朴健，气格颇为笃茂。
张惠言作为经学家，其主要贡献是对《易》和《仪礼》的研究。他以惠栋的方法治《易》，立说专宗虞翻，参以郑玄、荀爽诸家之言。著《周易虞氏义》九卷，将虞翻对《易》的解说发挥尽致。
《兰雪集》共有诗117首，词16阕，作品虽然不多，但很有艺术成就。她的诗体裁多样，有绝、律、四言、六言等，且长于古风。题材和风格也迥然相异，既有清丽凄婉，感人至深的爱情悲唱，又有气势磅礴、壮怀激烈的爱国咏叹。《山之高》、《拜新月》、《卜归》、《古离别》、《川上女》、《玉蝴蝶·离情》等诗词寄托着思念、忠贞、哀愁。更可贵的是，玉娘虽身在闺中，但心驰千里。关心战乱时代国家和百姓的命运，写下了“凯歌乐府”四首，《塞上曲》、《王将军墓》、《咏史·谢东山》、《塞下曲》、《从军行》等慷慨激昂的诗篇，悲壮豪迈，全无闺中女子娇弱的气质，充分表达了张玉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
最为多产的散曲大家张毕生致力于词曲的创作，是元代最为多产的散曲大家，也是元曲的集大成者之一，其在世时便享有盛誉。其作品风格多样“或咏自然风光、或述颓放生活、或为酬作、或写闺情”，是元代散曲中“清丽派”的代表作家。其散曲，元世已有《今乐府》、《苏堤渔唱》、《吴盐》三种行于世（见曹本《录鬼簿》），且胡正臣子胡存善已编有《小山乐府》（同上）。今存散曲，据隋树森《全元散曲》所辑，共小令八百五十五首，套数九套，其数量为元人之冠。小山亦能诗，见于《元诗选》癸集，然以散曲盛称于世。
诗相较词作流传之广，张孝祥的诗闻名度不高。较之词作，于湖诗追求的是另一种文学境界，韩元吉称之为“清婉而俊逸”，他的诗明显受宋诗的气质影响，学杜，学苏，承受江西诗派影响。诗作内容包含对国事的忧怀，对民生疾苦的关怀以及羁旅感怀，其中尤以感怀诗最佳，体现了其诗风的清婉俊逸，诗意的深隽奇正和诗韵的平实简淡。譬如《宵征》中“竹舆出林薄，十里月渐明，光彩散草木，凉意浸冠缨”，风格较其词的豪气，诗情主体清淡。
王庭筠善诗文，“文采风流，照映一时”，以七言长诗造语奇险见称。元好问《中州集》称赞他“诗文有师法，高出时辈之右”，又在《黄华墓碑》中说他“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以险韵为工”。况周颐云：“金源人词，伉爽清疏，自成格调。 唯王黄华小令，间涉幽峭之笔，绵邈之音。“（《惠风词话》卷三）王庭筠诗虽然工于造语，风格清隽，但偏于模拟，较少艺术独创性。其内容大多以闲适为主，除少数篇章抒发了一些宦途波折的苦闷情绪外，极少接触现实题材。这较典型地代表了大定、明昌间金代诗坛脱离现实的风气。其存诗近30首，存词10多首，被元好问收入《中州集》及《中州乐府》。
开创正史地理志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班固生活的时代是汉朝已建立了200多年之际，王朝空前统一和强盛，经济发达，版图辽阔，陆海交通发达。地理知识的积累远非《山经》和《禹贡》时代可比，社会生活和管理对地理知识的需要也空前迫切。地理撰述不再近则凭证实，远则凭传闻，而是国家掌握的各地方当局的直接见闻，乃至相当准确的测绘和统计了。记录大量实际地理资料的地理著作的出现虽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但是，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却是班固对后世的重大贡献。
金石洪适在学术方面主要致力于金石学研究，尤其是其在知绍兴府任内和家居16年期间，用力尤多。先后著成《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见《隶释》），又著《隶缵》、《隶图》和《隶韵》。 但《隶韵》未成。今传世者仅 《隶释》和《隶续》两种，所著《隶释》、《隶续》，先依碑释文，著录全文，后附跋尾，具载论证，开金石学最善之体例，对后代有重大影响。另著有《盘州集》八十卷。洪适对魏晋和隋唐的碑刻也很精通，曾据《丹州刺史碑》、《皇甫诞碑》等碑刻，订正正史上一些记载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