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

诗论主张司空图的诗，大多抒发山水隐逸的闲情逸致，内容非常淡泊。他还写诗表白：“诗中有虑犹须戒，莫向诗中着不平。”在文学史上，他主要以诗论著称。他的《二十四诗品》是唐诗艺术高度发展在理论上的一种反映，是当时诗歌纯艺术论的一部集大成著作。《二十四诗品》把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分为雄浑、含蓄、清奇、自然、冼练等二十四种风格，每格一品，每品用十二句形象化的四言韵语来比喻说明。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和创作具有深刻的影响。

诗作特色宋琬诗在清初颇有名，早年在京师吏部任职时，就与给事中严沆、部郎施闰章、丁澎等人经常唱和，名满京师，时有“燕台七子”之称。王士祯《池北偶谈》说：“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闰章愚山，莱阳宋琬荔裳是也。”又说他后期诗歌，颇得力于杜甫、韩愈、陆游。沈德潜《清诗别裁》说：“宋以雄健磊落胜”。杨际昌在《国朝诗话》卷一中说：“施（施闰章）如良玉之温润而栗，宋如丰城宝剑，时露光气。”宋琬诗很少反映现实之作，内容当然不能和杜甫、陆游相比拟，只是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仿效而已。他的诗作内容大多抒写个人的穷愁、哀伤，也有一些暗寓故国之思的作品。

他的诗作现存约百首，多数为七绝，内容多是感怀之作，这种倾向在辛亥革命后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艺术上他受李商隐的影响，诗风幽怨凄恻，弥漫着自伤身世的无奈与感叹，《东居杂诗》、《何处》等皆是这类诗的代表。然而在苏曼殊诗歌创作的早期仍有一部分风格与后期迥异的作品，如《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所体现的爱国热情表现方式苍劲悲壮，与一般诗歌有区别。另外苏曼殊还创作了一部分风景诗，这些诗基调轻松，色彩鲜明，极富形象化，宛如一幅画卷，清新之气扑面而来，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代表作有《过蒲田》、《淀江道中口占》等。

苏曼殊也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这是他的作品得以风传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的诗风格别致，自成一家。抒情则缠绵悱恻，千回百转；状物则形象逼真，历历如见；写人则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例如：“柳阴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退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确实不失为诗中有画、情景交融、清新秀丽的好诗。无怪乎连郭沫若也说“苏曼殊的诗很清新”。他的小说则既保留了中国小说情节曲折、故事完整、描写简洁等优点，又吸收了西洋小说注重描写自然环境、人物心理、人物外貌等长处，从而提高了小说的文学性。

唐元和三年(808年)，王涯的外甥皇甫諟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参加制举贤良方正科策试，因“指陈时政得失，无所避”，得罪了当朝宰相李吉甫。王涯也因“坐不避嫌”，褫夺翰林学土之职，贬出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司马，后迁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元和五年(810年)，王涯奉召回京，历任吏部员外郎、工部侍郎、知制诰等官职，扑再入为翰林学土，受封清源县男。 王涯文思清丽，风格雅正古朴，永贞(唐顺宗年号)、元和年间的诏令，多出自他的手笔。当时，士大夫们结党营私，互相倾轧，而王涯独以“孤进自树立”，深揖唐宪宗信任，“数访逮，以私居远，或召不时至，诏假光宅里官第，诸学士莫敢望”。

他的生平习好，也带著当时名士所共同具有的风趣。《世说新语》记载他曾养马养鹤，他擅长草书隶书，诗也写得不错。《广弘明集》收录他的古诗二十多首，其中有些也带著浓厚的老庄气味。支遁在内典之中，对《般若经》下的功夫最深。他在出家以前，就曾研究过《般若》。後来又经常辩论、讲诵《般若》。他所著的论文中可视为支遁般若义的代表作是《即色游玄论》。此论已经亡佚，在慧达《肇论疏》中有所证引∶“吾以为即色是空，非绝灭空，此斯言至矣。何者，夫色之性，色虽色而空。如知不自知，虽知而恒寂也。”《中论疏记》引《山门玄义》，文字上稍有不同∶“夫色之性，色不自色。不自，虽色而空。知不自知，虽知而寂。

文学成就徐文长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可以指出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 明代的诗坛，由于前后七子的提倡，出现了一股拟古的风潮。虽说他们也自有不可抹煞的成绩，但这种拟古的风气，显然有碍于诗歌艺术的发展。徐文长对此深致不满，并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象，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