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缦堂日记》是清代很有名的日记，与《翁同龢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齐名，并称晚清四大日记。早在李慈铭在世时，《越缦堂日记》就被“士友多传抄之”，同治、光绪间文人圈内甚至有“生不愿做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之语。李慈铭的日记之所以倍受学界青睐，一方面固然在于李慈铭本人的名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记本身的内容和价值。
13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后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刘义庆自幼喜好文学、聪明过人，深得宋武帝、宋文帝的信任，备受礼遇。
《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此书不仅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士族阶层言谈、轶事，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而且其语言简练，文字生动鲜活，因此自问世以来，便受到文人的喜爱和重视，戏剧、小说如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也常常从中寻找素材。
红桥修禊，为清康熙年间王渔洋开了先河。王渔洋原名王士禛，别号渔洋山人，原籍山东诸诚，自幼聪明好学，精金石篆刻，22岁考中进士。顺治十七年（1660年），26岁的王渔洋被任命为扬州府推官，可谓少年得志、春风得意。王渔洋来扬州之前，其实对扬州并不陌生。他的祖父王象晋曾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在扬州任职兵备副使，可见王家与扬州之缘分不浅。
“以身去国故求死，抗议犯颜今独难。阁下大书三姓在，海南惟见两翁还。一丘孤冢寄穷岛，千古高名屹泰山。天地只因悭一老，中原何日复三关？”这是胡铨悼念赵鼎时所作的《哭赵鼎》一诗。在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有一处荒废的古迹——“盛德堂”，据光绪《崖州志》收录的《盛德堂记》一文记载：绍兴十四年（1144年），南宋抗金名相赵鼎被贬至吉阳军（即今三亚）后，曾经在此谪居3年，直至1147年绝食身亡；与其志同道合的抗金主帅胡铨于1148年被贬到此，也在这里寓居达8年之久。“盛德堂”是唐代宰相裴度后人的私宅，其得名于胡铨1156年遇赦离开前题写的“盛德堂”匾额。
汪元量的友人李珏跋元量所撰《湖山类稿》，称元量“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亦宋亡之诗史”。“宋亡之诗史”，是汪元量诗的主要特色。《醉歌》10首中，“声声骂杀贾平章”，揭露贾似道之流荒废政事，贻误国家的罪恶；“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直呼最高当权者太皇太后谢氏之名，痛斥她率先投降的可耻行径，满腔悲愤，不愧史笔。《越州歌》20首，描述了元兵南下时半壁河山遭受蹂躏的惨象：“东南半壁日昏昏，万骑临轩趣幼君。三十六宫随辇去，不堪回首望吴云”；“一阵西风满地烟，千军万马浙江边。官司把断西兴渡，要夺渔般作战船”。亡国之痛，悲歌当哭。
李泌是中唐史上突出的人物，他几乎和郭子仪相终始，身经四朝——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参与宫室大计，辅翼朝廷，运筹帷幄，对外策划战略，配合郭子仪等各个将领的步调，使其得致成功，也可以说是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天下的重要人物。只是因他一生爱好神仙佛道，被历来以儒家出身、执笔写历史的大儒们主观我见所摒弃，在一部中唐变乱史上，轻轻带过，实在不太公平。其实，古今历史，谁又敢说它是绝对公平的呢？说到他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善于运用黄老拨乱反正之道的作为，实在是望之犹如神仙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