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云石的伯父忽失海涯、父亲贯只哥都托庇祖荫，先后在南方担任军政要职；而贯云石幼年，一直生活在大都，受着良好而又特殊的教育。贯云石的母亲廉氏是精通汉学的维族名儒廉希闵的女儿。她的一位叔父廉希宪曾任宰相，被世祖称为“廉孟子”；另一位叔父廉希贡则是著名的书法家。贯云石自幼就常随母亲住在廉家的别墅“廉园”里修文习武。尤其是园内有两万多卷藏书，使贯云石从小就受到了丰富的汉民族文化的熏陶与严格训练，既有“善骑射、工马槊”的维吾尔气质，又能“折节读书，目五行下”，为他以后用汉文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丘氏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其道教词是同类中的上乘之作，前人对其评价甚高，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收入其词作的全部内容，顾嗣立编《元诗选》、陶湘补编《景宋金元明词》、周泳先编《唐宋金元词钩沉》、朱祖谋辑《瞗村丛书》亦收入其诗词。丘词收入《磻溪集》，该书主要是丘处机居磻溪、龙门修道时所作，后由其门人编辑结集，共六卷，《正统道藏》收入太平部。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收入其词作的全部内容，该书“据影印金本及道藏校补朱本”，又据相关书籍增补了十九首，这样一来，丘词被唐圭璋先生搜罗殆尽。
秋瑾就义已经一百多年，世事沧桑，当今中国已不再是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年代。但秋瑾的精神，依然具有时代意义。
首先，她那种忧民忧国，为了祖国独立富强，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用鲜血来唤醒民众，就是一种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当今我们在发展的征途中，同样充满困难与风险，必须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因此，我们需要弘扬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他懂得增加财政收入的前提在于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史书上称刘晏“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由于刘晏的理财方针、措施、办法适应唐王朝经济残破的局面和当时社会的需要，所以使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的20年中，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也得以养息。他初受命为转运使时，全国才230万户，国家财政收入只有60万缗。到了779年，户口增加到380万户，财政收入达1300万缗（其中盐利过半），而国家并没有增加农民的税收，刘晏真正做到了“敛不及民而用度足”。他的贡献是很大的，无怪乎人们经常把刘晏与管仲、萧何相提并论。
刘晏在肃宗时代历任彭原太守，徙陇、华二州刺史，迁河南尹，公元762年，刘晏任京兆尹、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领度支转运使，掌管铸钱，盐铁等使用权，开始掌握唐王朝财政大权，公元763年刘晏被提升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任度支、转运使等职，成为兼管财政的宰相，766年兼七道盐铁使，为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统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经济改革由于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唐王朝千疮百孔，当时唐朝经济十分萧条，财政极为困难，刘晏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使唐代财政逐步好转。刘晏在任期间，办成了几件大事：
梁太清二年，42岁的徐陵以常侍官的身份奉命出使北朝东魏。魏国特地设宴为他洗尘接风。魏国的礼仪官魏收对他颇为轻视，刚巧那天天气很热，便有意对他说：“今天的热，是徐常侍带来的。”
徐陵知道魏收有意取笑自己，便回答道：“从前王肃到了这里，为贵国制定礼仪；现在我来，再使你们知道寒热。”
魏收听了，大为惭愧，从此佩服他的才能，不敢有所轻视了。
郦道元在给《水经》作注过程中，十分注重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同时还博览了大量前人著作，查看了不少精确详细的地图。据统计，郦道元写《水经注》一共参阅了四百三十七种书籍。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郦道元终于完成了他的《水经注》这一名著。《水经注》共四十卷（原书宋朝已佚五卷，今本仍作四十卷，是经后人改编而成的），三十多万字，是当时一部空前的地理学巨著。它名义上是注释《水经》，实际上是在《水经》基础上的再创作。全书记述了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比原著增加了近千条，文字增加了二十多倍，内容比《水经》原著要丰富得多。是我国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贯云石做了几年世袭的官爵——两淮万户府的达鲁花赤，就把官职让给他的弟弟忽都海涯了。从那以后，他投拜了当时以文风古劲宏肆而著名的散文大家姚燧为师，专门攻读汉语文学。过了几年元世祖忽必烈的孙子做了皇帝，号称仁宗。小云石海涯就给仁宗上了一份万言书，建议朝廷选贤用能，修明政治。仁宗见他很有学问，就任命他做翰林侍读学士，由于他看不惯上层统治者的罪恶污浊及其宦海生活，因之力辞不受，决意弃官归隐，从此再未出仕，浪迹钱塘江一带，以卖药度日。
刘晏自幼天资颖悟，少年时期十分勤学，才华横溢、名噪当时，七岁举“神童”，八岁时唐玄宗封泰山，因献《颂》，唐玄宗召见后，大加赞赏，授秘书省太子正字，据《东明县志》记载，刘晏十岁那年，“一日玄宗御驾勤政楼，大张鼓乐百妓，罗列教坊，有王大娘者，能戴百尺竿，竿施木山状，瀛州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歌舞”。这时刘晏被唐玄宗诏于楼中，“使贵妃施粉黛如巾栉”，打扮停当，玄宗目视刘晏发问，“正字，正得几字？”刘晏答道：“天下字皆正，唯有朋字未有正得。”此话一语双关，不仅说出了“朋”字的字形结构特点，还寓意深刻地指出了朋党相互勾结的时弊，真不愧是有风趣的字谏。
张孝祥的书法在南宋一代名气甚著，高宗说他“必将名世”，孝宗亦在张孝祥去世后见到他遗墨“心实敬之”（叶绍翁《四朝见闻录》）。南宋朝诸多名家文人，都对孝祥的书法推崇有加。陆游谓“紫薇张舍人书帖为当时所贵重，锦囊玉轴，无家无之。” —— 可见当时受欢迎程度之高。朱熹语曰“安国天资敏妙，文章政事皆过人远甚。其作字皆得古人用笔意。使其老寿，更加学力，当益奇伟。” ——赞赏之余，对其早逝也深表惋惜。杨万里称“张安国书甚真而放，然学之者未尝见公之足于户下者也。” —— 欣赏之情可见。更有曹勋，王十朋，岳珂，董更，谷中等，都对张孝祥书法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