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李陵投降的原因尽归于其贪生怕死，似乎不太能让人信服。作为从小熟谙“虽忠不烈，视死如归”之道理的名将李广之后，作为临十余倍于己之敌苦战近十日而毫无惧色的一代名将，生死似乎不应当是特别重大的问题。《答苏武书》所道：“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於国主耳”。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更何况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言：“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所言是属实的。而况李陵在最后关头，确实是想一死了之的。
江淹突出的文学成就表现在他的辞赋方面，他是南朝辞赋大家，与鲍照并称。南朝辞赋发展到“江、鲍”，达到了一个高峰。江淹的《恨赋》、《别赋》与鲍照的《芜城赋》、《舞鹤赋》可说是南朝辞赋的佳作。
尉缭一到秦国，就向秦王献上一计，他说：“以秦国的强大，诸侯好比是郡县之君，我所担心的就是诸侯‘合纵’，他们联合起来出其不意，这就是智伯（春秋晋国的权臣，后被韩、赵、魏三家大夫攻灭）、夫差（春秋末吴王，后为越王勾践所杀）、闵王（战国齐王，后因燕、赵、魏、秦等联合破齐而亡）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爱惜财物，用它们去贿赂各国的权臣，以扰乱他们的谋略，这样不过损失三十万金，而诸侯则可以尽数消灭了。”一番话正好说到秦王最担心的问题上，秦王觉得此人不一般，正是自己千方百计寻求的人，于是对他言听计从。不仅如此，为了显示恩宠，秦王还让尉缭享受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每次见到他，总是表现得很谦卑。
清初诗人王士祯是继司空图、严羽之后倡导神韵理论的又一大家 是“神韵说”的“集大成”者。他也因标举“神韵”而名声大噪。遗憾的是，王渔洋平生只“拈出神韵”二字，并未对此作正面系统阐述。后世注家各执己见，纷纷诠释，出现了一些不同观点：
在有神论和宗教观念产生发展之后，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许多无神论者则从不同方面各个角度说明了鬼神的虚幻性，揭露了宗教神学的欺骗性和危害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统治的需要，唐宋以后的宗教神学和世俗迷信则愈演愈烈，而反对宗教神学和世俗迷信的斗争亦愈演愈烈，李觏在他的宇宙观的指导下对佛教道教的有神论以及各种世俗迷信等都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魏源故里，现属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司门前镇。故里现存有故居，为清乾隆初年修造，占地面积1710平方米，建筑面积756平方米，为典型的清代湘西南木瓦结构民居，上世纪90年代经过两次维修，恢复了原貌，现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座西向东，两正两横，独立于绿色田园中间，前临一片平坦的千顷稻浪，院后缓缓流过一湾金水，左临象山，右对狮岭，风景别具洞天，在当地有“狮象把水口，金板铲龙门”的风水传说，乡人至今认为象山出了清代首屈一指的思想家魏源，狮岭产生了清代抗倭名将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魏光焘，都是“狮象”风水的结果。
1877 年1126 日傍晚，黄遵宪随何如璋由上海乘轮船启程，一行 30 余人，最后在神户登陆，开始了在日本的外交活动。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岛国，自 17 世纪开始，遭到荷兰殖民者的侵略， 引起社会的变化，民族矛盾加深，其情形与当时中国相似。1868 年，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渐 强大起来。1874 年，发生了日本武装侵略台湾的事件，中国人在感到震惊的同时，迫切要求了解日本，想知道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究竟它是怎样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的。黄遵宪的心情也正是这样。
宜春故乡的人们对这位晚唐著名诗人一向非常尊崇，曾将郑谷与袁京（东汉时期出为蜀郡太守，为避兄难隐居袁州）、韩愈（唐宋八大家之首，曾被贬至袁州任剌史）、李德裕（唐代宰相李吉甫之子，曾被贬至袁州任长史，后亦当上了唐代宰相）、卢肇（原属宜春，后归分宜，江西历史上第一个文科状元）、易重（唐代文科状元）排在一起，称作“袁州六先生”。
在宋人祖无择建造的“韩文公（愈）祠”中，曾将郑谷的象画在东墙上，以供后人观瞻。在旧时代，宜春城南曾有一条街道名曰“鹧鸪路”，就是纪念“郑鹧鸪”的。近年来，宜春市大力开发修建人文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