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籍著名画家李方膺既不是扬州人,又未如黄慎,金农等久住扬州卖画,何以得置身于“扬州八怪”之列?关于这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三辑所刊管劲丞遗稿《李方膺叙传》已经作了考证,其要点为:一、人品、画品和其他七人(按指李鱓,江士慎、高翔、金农、黄慎、郑燮、罗聘)相当;
二、通州于雍正元年(1723)前,还只是一个属于扬州府的散州,李方膺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入学时,籍贯便是扬州府通州,所以他是广义的扬州人。李方膺跟“扬州八怪”之翘楚郑板桥的友谊,除从上面提到的几人共同创作的《花卉图》,《三友图》已可略见一斑外,更有可述者。
奇人苏曼殊,工诗善画,通谙好几国语言,三十五岁上,死于肠胃病。他的贪吃,几乎和才名相埒([liè] 意为等同)。雅人兼任老餮,果然不同凡响。闲来翻读他的书信,一封是自日本寄给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邓孟硕的,内容多半是吃。如:「唯牛肉、牛乳劝君不宜多食。不观近日少年之人,多喜牛肉、牛乳,故其性情类牛,不可不慎也。如君谓不食肉、牛乳,则面包不肯下咽,可赴中土人所开之杂货店购顶上腐乳,红色者购十元,白色者购十元,涂面包之上,徐徐嚼之,必得佳品。」这里有趣的,第一,他从中国人的「以形补形」发展到「吃什么像什么」。要说把唯物论贯彻到食物,没有谁比他彻底,这叫「食物决定性格」。
苏曼殊的父亲是广东茶商,母亲是日本人,这种特殊的身世使他早年即因家庭矛盾出家为僧。但是,民族的危难又使他不能忘情现实。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日本东京加入留日学生组织的革命团体青年会。次年加入拒俄义勇队。同年归国,任教于苏州吴中公学。不久,到上海参加《国民日日报》工作。光绪三十年,南游暹罗、锡兰,学习梵文。三十三年(1907),在日本与幸德秋水等组织亚洲和亲会,公开揭出"反抗帝国主义"的主旨。同年,和鲁迅等人筹办文学杂志《新生》,未成。宣统元年(1909),再度南游,任教于爪哇中华学堂。辛亥革命后归国,参加上海《太平洋报》工作。1913年,发表《反袁宣言》,历数袁世凯窃国的罪恶。
政策总结章宗在位期间,加强了官制改革,为适应形势和需要,又设立了许多新的机构。同时,章宗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对于巩固政权,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章宗继承世宗大定盛世,使女真社会封建化最后完成,这是金朝最为繁荣兴盛的时期,经济发达,人口增长,府库充实,天下富庶,史家评为“宇内小康”。金章宗时期是金朝人口数量最多的时期,明昌六年(1206年),契丹,女真汉户为7223400户,48490400人,比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增加了1623700多户,8827000多人。
吴锡麒天姿超迈,吟咏至老不倦,能诗,尤工倚声,诗笔清淡秀丽,古体有时藻采丰赡,代表作如《双忠祠》、《凤凰山怀古》、《观夜潮》、《读放翁集》等。在浙派诗人中,能继朱(彝尊)、杭(世骏)、厉(鹗)之后,自成一家。亦能词,但不如其诗和骈体文的著名。吴锡麒骈文颇著称,吴鼒称赞说:“不矜奇,不恃博,词必泽于经史,体必准乎古初,……合汉魏六朝唐人为一炉冶之。”(《八家四六文钞》)与邵齐焘、洪亮吉、刘星炜、袁枚、孙星衍、孔广森、曾燠并称骈文八家。晚年登门求诗者,络绎不绝。 兼工书法,尤其擅长行书、楷书。代表作如《务本论》、《岳飞论》、《与袁简斋前辈书》、《苏文忠公诗合注序》、《湖心泛月记》等。
《支遁集》收录支遁各种形式的诗作(诗、铭、赞并序)共38首(上卷18首,下卷14首,补遗6首),为现存支遁作品中数量最多者。如果说《大小品对比要钞序》最能完整地反映支遁的佛学思想,那么其诗作便最能表现支遁的思想风格,这与魏晋玄风和支遁名僧名士的身份是相应的。
徐玑和他的三位同乡好友——字灵晖的徐照,字灵舒的翁卷,号灵秀的赵师秀——并称“四灵”,开创了所谓“江湖派”。“四灵”学贾岛、姚合,标榜野逸清瘦的作风,题材窄,诗境浅,甚至流于琐屑,徐玑自不例外。五律可诵者如《黄碧》:“黄碧平沙岸,陂塘柳色春。水清知酒好,山瘦识民贫。鸡犬田家静。桑麻岁事新。相逢行路客。半是永嘉人。”七绝可诵者如《新凉》:“水满田畴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黄莺也爱新凉好,飞过青山影里啼。”
徐玑著有《泉山集》,已佚。其《二薇亭诗》1卷,有《敬乡楼丛书》本,亦收入读画斋刊本《南宋群贤小集》中。
在王安石意志消沉,神宗动摇的情况下,新法在元丰间基本上还能够推行,这同蔡确为首的变法派坚持变法立场,维护变法成果,敢于斗争是分不开的。
虽然“元丰之政多异于熙宁之政”,元丰之政对大地主、大贵族作了一些妥协,但仍作了一些兴利除弊的变更,这些变更有利生产的发展。因此这个时期曾一度出现社会较为安定的局面。《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七载:元丰六年河北转运使吴雍奏称:“见管人粮、马料总千百七十六万石,奇赢相补,可支六年。河北十七州边防大计,仓廪充实。虽藉丰年,实以吏能干职”。可见元丰间,生产确实得到一定的发展,吏治也较为清明。
南宋诗坛上,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翁卷(字灵舒)和赵师秀(号灵秀),合称“永嘉四灵”。其中翁卷是温州乐清县人,其他三人是温州永嘉县人。温州古称永嘉郡,宋代永嘉县又是温州州治,四位诗人的字号中都带有“灵”字,而且彼此旨趣相投,创作主张一致,诗风相近,自成一派,故世称“永嘉四灵”。
“四灵”之说,《礼记》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三辅黄图》曰:“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主。”四位诗人合称“四灵”,盖巧借其名而美其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