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被认为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他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他在治经之余，对中医药学也有所研究，且能处方治病。在《春在堂全书·读书余录》中，有“内经素问”篇四十八条，乃俞氏校读《素问》所做的札记，也是他用考据学方法对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进行“探赜索隐”、“辨讹正误”的结晶。基于对中医的理解，为他的“废医存药”思想的产生埋下理论的根苗。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论著《废医论》和《医药说》中。《废医论》和《医药说》基本涵盖了俞樾的医学观点，即“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结论，实际上构成了近代“废医存药”思想的滥觞。
《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云：“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按魏元帝景元凡四年(260——263年)，又《晋书·嵇康传》记康被诛时年四十，故《资治通鉴》将时间系于景元三年,即262年，文学史界订嵇康生卒年为223——262年，当是依此而定。关于嵇康被诛的时间，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还见到不同的记载，如干宝、孙盛、习凿齿等人皆云康于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被诛，裴氏认为他们的记载有误，故专门作了考辨。又，《世说新语·任诞》云：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
梅公亭始建于宋嘉定年间，历代五建五修梅公亭，至“文革”时被毁，今仅存遗址，现为文物保护单位。
东至是个老茶区，早在唐代官港的茶叶就火暴商邦，白居易笔下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指的就是当时隶属于浮梁地区的官港。 梅公对东至的茶叶推崇备至，不仅著有《南有佳著赋》，且又作诗曰：“山茗烹仍绿，池莲摘更繁”，把茶叶与池莲并为建德之美。所以，北宋以后建德的茶叶就已负盛名，到了元代就成了十大名茶之一。
13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后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刘义庆自幼喜好文学、聪明过人，深得宋武帝、宋文帝的信任，备受礼遇。
《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此书不仅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士族阶层言谈、轶事，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而且其语言简练，文字生动鲜活，因此自问世以来，便受到文人的喜爱和重视，戏剧、小说如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也常常从中寻找素材。
天成三年（928）和凝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刑部员外郎。与儿子一起编撰《疑狱集》。书中收集了许多情节复杂、争讼难决最终获得了正确处理的案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法学著作，对古今相关人员办案有很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并为宋慈著《洗冤集录》创造了条件。此后，和凝又被转主客郎中兼权知贡举，春闱开科取士放榜时，一反其他人以往“设棘于门及闭院门，以防下第不逞者。”的做法，遂使得“彻棘启门，是日寂无喧者”。即由于她所主持的科举考试，公开、公正、公平，所以，没有一个人在贡院门前闹事。当时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得人”，即称当时所录才名之士都是德才兼备的人。
刘宋初年，地方官吏的任期仍承袭在晋时期六年一任的制度。大约在永嘉十五年（公元438年），范晔离开宣城，调任为长沙王镇军长史，并领衔为宁朔将军。
次年，范晔的嫡母在宜都去世。那时，其兄范暠在宜都担任太守。父亲去世后，嫡母一直随暠在官。按照礼教的规定，范晔应该即刻启程奔丧。但他对嫡母素无感情，故迟迟不肯上路，被迫动身后，又携带妻小自随。范晔一系列的违礼行为，受到了御史中丞的弹劾。宋文帝比较欣赏范晔的才能，没有将他治罪。
陈亮力主抗金，曾多次上书孝宗，反对“偏安定命”，痛斥秦桧奸邪，倡言恢复，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他的政论文、史论，如《上孝宗皇帝书》、《中兴五论》、《酌古论》等，提出“任贤使能”、“简法重令”等革新图强言论，无不以功利为依归。其哲学论文，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为永康学派的代表。他提倡“实事实功”，有益于国计民生，并对理学家空谈“尽心知性”，讥讽为“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他还与朱熹多次进行论辩。所作文章，说理透辟，笔力纵横驰骋,气势慷慨激昂,自称"人中之龙,文中之虎",可谓“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甲辰答朱元晦书》）。
王羲之后因与骠骑将军王述不和，称病辞官，迁来金庭，晚年即在金庭养老，直至去世，也安葬在此。现有王氏后嗣于清代所建之家庙——金庭观，观右有一座古朴的石坊，横额上镌“王右军墓道”六字。穿石坊上行山谷，是一条依稀可辨的鹅卵石铺成的古墓道。尽头处便是王羲之墓。
王羲之墓本身并不大，墓的制式与谢安墓相仿，也是青石条围沿一土堆，类似杭州岳飞墓。墓前有大碑，镌刻《兰庭序》全文，碑体有些风化斑驳，许多地方字迹洇漫，只能依稀辨识。倒是相关的墓园规模相当大，大得叫人惊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