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力主抗金，曾多次上书孝宗，反对“偏安定命”，痛斥秦桧奸邪，倡言恢复，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他的政论文、史论，如《上孝宗皇帝书》、《中兴五论》、《酌古论》等，提出“任贤使能”、“简法重令”等革新图强言论，无不以功利为依归。其哲学论文，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为永康学派的代表。他提倡“实事实功”，有益于国计民生，并对理学家空谈“尽心知性”，讥讽为“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他还与朱熹多次进行论辩。所作文章，说理透辟，笔力纵横驰骋,气势慷慨激昂,自称"人中之龙,文中之虎",可谓“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甲辰答朱元晦书》）。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江苏省扬州市)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事、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通判，旋又外调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江西、安徽一带]，江宁知府（江苏省南京市）。多年的地方官经历，王安石认为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
张籍诗歌创作大致有3个时期。40岁前为早期。40-50岁为中期，其优秀乐府歌行作品多作于此期。50岁后为晚期。这时生活逐渐安定，除仍写乐府歌行外，多作近体诗。他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其乐府诗颇多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之作，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其诗作的特点是语言凝练而平易自然。和当时的王建齐名，世称“张王”。诗中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各种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如《塞下曲》、《征妇怨》，另一类描绘农村风俗和生活画面， 如《采莲曲》、《江南曲》。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
2006年8月，临城县文管所在征集文物中，收上来一块古碑，是常建后人的一块墓志铭。墓志铭刻于威通六年。墓志铭中追述了常建的事迹，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破解了这个千年之谜：唐朝大诗人常建的祖籍就是邢台。
其诗意境清迥，语言洗炼自然，艺术上有独特造诣。现存诗57首，数量虽不多，而“卓然与王、孟抗行者，殆十之六七”（《四库全书总目》）。常建的诗题材比较狭隘，虽然也有一些优秀的边塞诗，但绝大部分是描写田园风光、山林逸趣的名作。如《题破山寺后禅院》、《吊王将军墓》，尤其前一首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一联，广为古今传诵。他还有一些优秀的边塞诗。今存《常建诗集》3卷和《常建集》2卷。
常建其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沦于一尉，士论悲之。诗一卷。
韦庄在唐末诗坛上有重要地位。清代翁方纲称他“胜于咸通十哲(指方干、罗隐、杜荀鹤等人)多矣”（《石洲诗话》），郑方坤把他与韩偓、罗隐并称为“华岳三峰”（《五代诗话·例言》）。他前逢黄巢农民大起义，后遇藩镇割据大混战，自称“平生志业匡尧舜”（《关河道中》），因而忠于唐王朝是他思想的核心,忧时伤乱为他诗歌的重要题材,从而较为广阔地反映了唐末动荡的社会面貌。《悯耕者》、《汴堤行》对战乱中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深表同情。《睹军回戈》、《喻东军》、《重围中逢萧校书》对当时屯居洛阳的援军残害人民、掳掠妇女的丑恶行径作了谴责，同时又对他们拥兵自重、未能积极镇压起义军表示不满。
王安石出身于临江军(今江西樟树)，生活在地方官家庭，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而且他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之后调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