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司马迁生前就一直防着《史记》被汉武帝焚毁。他在《报任安书》里说，《史记》写完之后，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司马迁充分考虑到《史记》的内容有批判性，很有可能被武帝焚毁，就安排了一些保护措施。比如说，藏在深山里，你想烧也找不到，就可以流传后世；或者让自己的后人，在一些大都邑里传播，把《史记》流入民间，这样一来，想禁书也不可能禁得彻底———够小心谨慎的！
《汉书》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足见《史记》是在司马迁身后，才稍微流传于世。
《史记》才得以广泛流传。却是由于杨恽入仕后的不懈努力。
BC．99年 年少被选任为建章监，侍中。箭法很好，有其祖父的风范，因而被称誉。汉武帝派他领八百骑兵，深入匈奴腹地考察地形，没有遇到匈奴军队。回来后拜为骑都尉，率领五千楚人，屯兵张掖，酒泉训练骑射。
BC．99年 太初四年春，李陵原本受命带领五校兵，增援李广利攻打大宛。刚走到塞上，李广利的军队已经回来了。汉武帝更改诏命，令李陵率领五百人出敦煌迎接李广利凯旋。
谏吴王书邹阳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思想文化相对自由，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潜滋暗长的时期。承秦之衰，为了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刘汉皇朝在初期崇尚道家黄老学说，实行无为而治。到文帝、景帝时期，经济上，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出现了封建史家所艳称的“文景之治”；政治上，刘汉皇朝日加巩固，但诸侯王的势力也在扩张，分裂因素不断增加;思想文化上，诸子之学复起，士人的活动有一定的自由度，虽然不比春秋战国时期任意驰骋，“合则留，不合则去”，但也可以讲议集论，著书立说。
文学主张他一方面多推崇三代、两汉文学传统，同时也肯定了唐宋文的继承和发展。提出学习唐、宋文"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在其选辑的《文编》中，既选了《左传》、《国语》、《史记》等秦汉文，也选了大量唐宋文，并从此逐步确立了“唐宋八大家"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唐顺之又提出诗文写作应"直据胸臆，信手写出”，要师法唐、宋而"卒归于自为其言"。要有"真精神"及"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并以“未尝较声律、雕文句”的陶渊明与"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的沈约加以比较。说前者的作品为"第一等好诗"，指斥后者之作"不免为下格"。
如果将李陵投降的原因尽归于其贪生怕死，似乎不太能让人信服。作为从小熟谙“虽忠不烈，视死如归”之道理的名将李广之后，作为临十余倍于己之敌苦战近十日而毫无惧色的一代名将，生死似乎不应当是特别重大的问题。《答苏武书》所道：“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於国主耳”。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更何况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言：“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所言是属实的。而况李陵在最后关头，确实是想一死了之的。
孔子去世后，曾参聚徒讲学，有不少弟子，相传他就是儒家子思、孟子一派的创始人。曾参在孔门弟子的地位原本不太高，不入“孔门十哲”之列，直到颜渊配享孔子后才升为“十哲”之一。唐玄宗时追封为“ 伯”。中唐以后，随着孟子地位的上升，曾参的地位也随之步步高升。北宋徽宗时加封为“武城侯”，南宋度宗时加封为“ 国公”，元至顺元年加封为“宗圣公”，到明世宗时改称为“宗圣”，地位仅次于“复圣”颜渊。
天宝三、四年间，李白认识了高适，他们相从赋诗，又曾到汴州漫游。感情至深，甚至到了“醉眠秋共被，携手同日行”的程度。“安史之乱”爆发时，高适善于抓住机会，表现政治才能，他佐哥舒翰守潼关。潼关失陷后奔赴正在向西行的玄宗，陈述败亡的前因后果，在朝野一片混乱的非常时期，以果敢与冷静的气质得到玄宗的注意和赏识。玄宗以诸王分镇，高适看出内乱隐患，直言极谏，吸引了肃宗的目光。永王李璘起兵叛乱，肃宗立召高适问策，他对江淮局势早已了然于心，断言永王必败。奏对称旨，擢升淮南节度使。高适又一次抓住了时机，由文人而为戎帅，负起讨伐李璘、平定江淮的重任。
隋唐时期的故事，在宋、元期间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但作为长篇讲史小说却开始于明代。到了清初，长篇历史演义大量涌现，所涉及的内容上自远古，下至明朝，几乎构成了一个完整、细密的历史系列。
《隋唐演义》就是这个系列中的一个环节。在《隋唐演义》问世之前，罗贯中曾经编纂了《隋唐志传》。到了明朝中期，林瀚作了改订，称为《隋唐两朝志传》。褚人获就是以此书为主，又参考了明刊本《大唐秦王词话》、无名氏的《隋炀帝艳史》以及唐宋传奇、戏曲、民间传说等材料，如《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开元天宝遗事》、《太真外传》等。作者广采博收，精心编撰，完成著作《隋唐演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