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郁顿挫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
阿鲁威善做散曲，《太和正音谱·群英乐府格势》篇，称其词曲风格“如鹤唳青霄”，只可惜流传到现在的不多了。现存阿鲁威作的散曲只有十九首，包括《蟾宫曲》十六首，《湘妃怨》两首，《寿阳曲》一首。其散曲格调旷达豪迈。 《蟾宫曲》 前九首系以楚辞九歌品成，如《湘君》：“问湘君何处遨游，怎弭节江皋，江水东流，薜荔芙蓉，涔阳极浦，杜若芳洲，驾飞龙兮兰旌蕙绸，君不行兮何故夷犹，玉佩谁留，步马椒丘，忍别灵修。” 辞藻华丽， 婉约而浪漫。
特色毛滂含英咀华，擅于吸收他人之长处，形成以潇洒、疏俊为主，而又兼豪迈、深婉、沉等多样化的风格。他的词风“与贺方回适得其反，贺氏浓艳，毛则以清疏见长；贺词沈郁，毛则以空灵自适”，他“有耆卿之清幽，而无其婉腻；有东坡之疏爽，而无其豪纵；有少游之明畅，而无其柔媚。”⑦
刘昚虚生活在盛唐这样一个禅佛思想广泛流传的时代，他仕途不顺，曾有过隐居生活；而且与他交游的诗人也有很多过着隐居山林，与僧道相伴的生活，因此他作诗深受禅风的熏染。《登庐山峰顶寺》一诗中有“心照有无界，业悬前后生”之句，其中“心”、“业”、“有无界”、“前后生”等都是佛教特有的范畴。本诗写诗人在游赏山水的过程中突然有所感悟，集中体现了诗人对禅佛思想的理解。因此，在“清淡”之美以外，刘昚虚诗还体现出“空灵”的美学风格。
陈维崧词作的风格。自宋代以来，词的风格分类不外乎两种，即婉约与豪放。陈的词是明显属于后一种的，这点无可非议。我们知道，宋代的豪放词派主要以苏轼和辛弃疾等人为主，虽然也有刘克庄、张元干、陈亮等，但成就远逊此二人。如果加以留意的话，我们会发现，苏东坡的豪放词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旷达，而辛弃疾的词则是雄深雅健，在刀光剑影中仍不失儒雅的气度。陈维崧的词不但延续了他二人的写作格调，还增加了一种霸悍之气，更加咄咄逼人。这种霸悍之气主要表现在抒情的爆发力上。我们不妨在此与稼轩的词风作一下比较。我们常说稼轩的词“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多抚时感事之作，雄深雅健的词风匹世无双。
首先是在艺术思维方式上，彻底改变正常的思维习惯，将常人眼中的实景化为虚幻，将常人心中的虚无化为实有，通过奇特的艺术想象和联想，创造也如梦如幻的艺术境界。如游苏州灵岩山时所作的著名怀古词：
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幻苍崖云树，名娃金屋，残霸宫城。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时靸双鸳响，廊叶秋声。 宫里吴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问苍波无语，华发奈山青。水涵空、阑干高处，送乱鸦、斜日落鱼汀。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
（《八声甘州·陪庚幕诸公游灵岩》）
庄棫论词比谭献更重视“比兴”。他为谭献的《复堂词》作序，其中就特别说到：“家国身世之感，未能或释，盖风人之旨也。”——清·庄棫《复堂词序》关心国家，关心自己身世的这种感受，无法解脱。这时风人，实际上就是斯人，词人，指的是从《国风》里的“风人”，这个宗旨。但是，他说呢，“世之狂呼叫嚣者，且不能知仲修之诗，乌能知仲修之词哉？礼义不愆，何恤乎人言。”——清·庄棫《复堂词序》且不能知谭献之诗，仲修就谭献，谭献字仲修。他又说，
深春浅夏、夕阳芳草生发之词意；梅风蕉雨、水庭虚窗外之禅心；花笺雅画、酒筵清游之风情，构建了一个多面多情的吴藻：似小女子，眉底心上的闺绪皆被她细细沉吟；又不似小女子，其胸中的不平之气亦付深深长啸。敏慧多情的性格，写入词间句句流丽清圆，博雅疏朗之意气，融进曲内行行舒放豪壮。“奄有众妙”，《花帘词》序而又自成一格。
甘露三年（前51年），汉宣帝因匈奴归降，回忆往昔辅佐有功之臣，乃令人画十一名功臣图像于麒麟阁以示纪念和表扬，后世往往将他们和云台二十八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并提，有“功成画麟阁”“谁家麟阁上”等诗句流传，以为人臣荣耀之最。十一人中霍光为第一，尊称为“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其次为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共十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