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为推翻满清专制帝制、创立民国而英勇献身的女中豪杰秋瑾，孙中山和宋庆龄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1912年12月9日孙中山致祭秋瑾墓，撰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1916年8月16日至20日，孙中山、宋庆龄游杭州，赴秋瑾墓凭吊，孙中山称：“光复以前，浙人之首先入同盟会者秋女士也。今秋女士不再生，而‘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则传诵不忘。”
1942年7月，宋庆龄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称赞秋瑾烈士是“最崇高的革命烈士之一”。1958年9月2日，宋庆龄为《秋瑾烈士革命史迹》一书题名。
夏完淳，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郭沫若在抗战时期以夏完淳事迹为基础创作的话剧《南冠草》曾激动过多少誓以热血拯救祖国的中华儿女！今天，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但对祖国的义务没有变，青年人追求向上、追求真理的激情没有变，因此在他的身上，我们同样能汲取许多做人的力量。
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她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声名不亚于李香君、卞玉京和顾眉生。柳如是本名爱柳，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后又称“河东君”、“蘼芜君”。也被世人称为“风骨嶒峻柳如是”。
柳如是幼即聪慧好学，但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坠入章台，易名柳隐，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由于她美艳绝代，才气过人，遂成秦淮名姬。她留下了不少值得传颂的轶事佳话和颇有文采的诗稿《湖上草》、《戊寅草》与尺牍。
嫁给了年过半百的东林党领袖、文名颇著的大官僚钱谦益。
钱谦益是个思想和性格都比较复杂的人。他的身上，不乏晚明文人纵诞的习气，但又时时表现出维护传统道德的严肃面貌；他本以“清流”自居，却而为热衷于功名而屡次陷入政治漩涡，留下谄事阉党、降清失节的污名；他其实对忠君观念并不执着（《陆宣公墓道行》诗有云：“人生忠佞看到头，至竟延龄在何许？”），却又在降清后从事反清活动，力图在传统道德观上重建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进退维谷、反复无常的尴尬状态，不仅给自己造成心理的苦涩，而且既为明朝遗民所斥责，又为清朝皇帝所憎厌。在他身上，反映了明清之际一些文士人生态度的矛盾。
社会评价在这里，《中庸》没有明文说性善，实际是说性善。这是 《中庸》的理论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论点。在思想史上，《中庸》是人性论的创始人，是孟子性善论的先行者。 《中庸》的作者强调素其位而行。他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平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激幸。”这就是说，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作好自己份内的一切活动，要一切要求自己，不要埋怨别人。
简述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汉代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君子 ”。647年（唐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封左丘明为“经师”，墓前建石坊。1530年（明嘉靖九年）明世宗封左丘明为“先儒”。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朱由检封左丘明为“先贤”。
从总体上说，许浑缺乏对现实的自觉关注与刚健高朗的性格，追寻旷逸闲适、逃避社会的思想在他诗中显得更特出。所以，尽管他也写过不少咏史诗，如“荒台麋鹿争新草，空苑凫鹜占浅莎”（《姑苏怀古》），“行殿有基荒荠合，陵园无主野棠开”（《凌歊台》）之类，但他在叹息的同时并没有批判意味，而是情绪更偏于消沉，一味哀叹岁华变迁，给人以灰暗的感觉。也正因为如此，他更大量地写的是消极恬退的闲适诗。
学问大家首先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晁错最早是学“刑名之学”的，什么叫“刑名之学”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政治法律的。也就是说晁错是政法学院或者政法系毕业的。因为学习成绩还不错，而且主要是文字工夫好，就当上了太常掌故。我们要知道，古人判案子很讲究判决书的起草，要求判决书写得很有文采，晁错很有文采，所以选他做太常掌故。晁错时来运转是什么时候呢？是被太常选拔去读《尚书》。我们知道，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古代的典籍失传，很多典籍流散在民间，传人一代一代地没有了。
人品大家都知道唐太宗以及他一手开创的贞观之治是一个什么概念，而宣宗李忱的成就竟然能用太宗和贞观之治来形容，可见其不凡之处。二十年来的政治斗争经验锻炼了他的权谋智略，流落民间的非人待遇使他更加了解民间疾苦，这些都在李忱登基之后井喷般地爆发出来！李忱先是用极短的时间将武宗时重臣李德裕清除出庙堂，远调荆南节度使，这样的雷霆手段甚至使李德裕的政敌牛僧孺都感到措手不及，之后大加起用重视科举出身的牛党成员，并且宣宗本人极其重视科举。武宗时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大举灭佛，在宣宗朝也得到了适当的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