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藻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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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生名士,今生美人”,陈文述非常准确地以此来评价学生吴藻,它指出了吴藻性情的两个方面,而又以“前生”与“今生”之间的不可逾越道出了吴藻心中无法化解的“双性”冲突。
“前生名士,今生美人”,陈文述非常准确地以此来评价学生吴藻,它指出了吴藻性情的两个方面,而又以“前生”与“今生”之间的不可逾越道出了吴藻心中无法化解的“双性”冲突。
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可是早在熙宁九年(1076年)五月,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
朱熹评说:“范文正杰出之才。”“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
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宋元学案·序录》云:“高平(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荀子.不苟篇第三》: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投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淮南王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对于武则天,从唐代开始,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评价,角度也各不相同。唐代前期,由于所有的皇帝都是她的直系子孙,并且儒家正统观念还没完全占据统治地位,所以当时对武则天的评价相对比较积极正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司马光所主编之《资治通鉴》,对武氏严厉批判。到了南宋期间,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轻女的舆论决定了对武则天的评价。譬如明末清初的时候,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就曾评价武则天“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惟不可否认的是,武后善治国、重视延揽人才,首创科举考试的“殿试”制度,而且知人善任,能重用狄仁杰、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中兴名臣。
一、宋太祖赵匡胤一生最大的贡献和成就在于重新恢复了华夏主要地区的统一,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长达200年的诸侯割据和军阀战乱局面。饱经战火之苦的民众终于有了一个和平安宁的生产生活环境,为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我国历史上有两次名副其实的大分裂,一次是南北朝,另外一次就是五代十国,作为五代十国的终结者和大宋王朝的开拓者,赵匡胤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位伟大政治家、书法家,卓越的领袖、影响中华乃至世界进程的杰出人物,他任用贤能,选贤任能,从善如流,闻过即改。视民如子,不分华夷,为古代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受到人们的崇敬;筑东阳先生所说“他是继孔子之后中国数一数二的伟人。在李世民统治其间,唐朝国力强盛,被称为贞观之治。晚年著《帝范》一书以教戒太子,其中总结了他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
不拘一格用人才,对人材的使用及领导达到了极高的境遇;
独具慧眼,看到了个人力量的不足,充分认识到君王如石、良臣如匠,方有美玉问世,对大臣的各项进步之言豁达地予以采纳;
徐灿为明末清初的重要女词人,在清代女性词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其特别的身世经历一方面开阔了她的生活视野,一方面也使得她在词的创作上有着宽广的题材,从而使其词在内容上突破了女性词人的狭隘意识和局限于日常生活的纤细琐碎的感受,以抒写家国兴亡之感慨,表现黍离桑梓之悲思和羁旅飘零之情怀,拓宽了女性词创作的传统题材,境界开阔,社会表现力强。其风格幽咽深隐、悲慨苍凉。在明末清初的女性词坛上独出一枝。
萧纲自幼受徐摛、庾肩吾、张率、刘遵、陆罩等幕僚的文学趣味的熏陶。天监十六至普通元年间(517—520),年轻的萧纲(十五至十八岁)正处于形成文学观念的关键时期,又受到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锺嵘《诗品》等的影响。晋安王府的文学风气的特色也许早已有之,但是,晋安王萧纲成为文学活动的真正的核心,晋安王府的文学集团因此可以称为名符其实的萧纲文学集团,大约开始于普通二年(521)十九岁的萧纲出为南徐州刺史之时。普通四年至中大通二年(523—530)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的时期,萧纲文学集团的活动逐步达到高潮。
史书评论陈寿《三国志》:“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 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王沈《魏书》:“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汉代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 “子长多爱,爱奇也。” 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