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慥（zào）《乐府雅词》序：“欧阳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王安石：“如公器质之深厚，知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苏轼：“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王褒早年的经历，我们不大清楚。汉宣帝时，由于宣帝喜爱辞赋，先后征召文学之士刘向、张子侨、华尤、柳褒等待诏金马门。王褒也得到益州刺史王襄的推荐，被召入京，受诏作《圣主得贤臣颂》。宣帝令他与张子侨等一起待诏，多次带他们田猎，经过宫馆，便命他们写作辞赋以为歌颂。不久，将他提拔为谏大夫（秩比八百石，低于县令）。后来，听说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宣帝命王褒前往祭祀，结果病死于途中。由此可见，王褒的仕宦经历比较简单，主要是充当皇帝的文学侍从，未见有何作为。这种经历，使他很难具备司马相如那种独立不羁、超凡脱俗的胸襟和气魄；但他毕竟摆脱了拘守一隅的局限，走出了巴山蜀水，因而眼界还是比较开阔的。
唐玄宗前期重用贤臣，励精图治，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出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但他在位的后期，沉湎酒色，荒淫无度，重用奸臣，政治腐败，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唐朝由此转衰。所以说，唐玄宗是一位功过都很突出的历史人物：
（1）唐玄宗统治前期，重视地方官的选拔，曾亲自考核县令，把不称职的人斥退。任用有才干，能负责，敢进谏的姚崇、宋璟做宰相，因此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
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
<晚次乐乡县>是陈子昂由故乡东行入京,在襄州乐乡县留宿时所写的一首抒发羁旅之情的五律.顾璘曰:“无句法，无字法，天然之妙”。陈子昂继四杰之后，以更坚决的态度起来反对齐梁诗风的统治，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表现了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陈子昂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他既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仙，但儒家兼善天下的精神，仍然是他思想的主导方面。从他的许多政论奏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洞察国家安危的远见，关怀人民疾苦的热情。例如在《上蜀川安危事》的奏疏中，他曾经对诸羌的进犯感到忧虑，对蜀川人民“失业”、“逃亡”深表同情，对“官人贪暴”、“侵渔”、“剥夺”百姓的罪恶加以愤慨的指责。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梁启超
“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郭沫若
何景明为官清廉，作为皇帝的钦差大臣出使滇南归来，不取地方官吏贡献一金一物。在就任陕西还里时，《明史》也明确记载：“官囊不满三十金”。当他看到宦官刘瑾擅权、贪赃枉法时，敢于直言纳谏，上书吏部部尚书，劝其秉政毋挠。刘瑾得知后趁机打击报复，革职上告诸官，何景明虽已因病返乡，也难逃罢官厄运。
杜牧看到唐帝国的种种内忧外患，政治上想有一番作为。他读书注意“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善于论兵，作《愿十六卫》、《罪言》、《战论》、《守论》，又注《孙子》。任地方官时也给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他的某些作品表现了一定的爱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文宗太和元年朝廷派兵镇压沧州抗命的藩镇，他写了《感怀诗》，慨叹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急征厚敛造成的民生憔悴，很想为国家作一点事。《郡斋独酌》一诗更直接表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岂为妻子计，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