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

王磐的作品有些部分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或表达了作者改变现实的愿望，如最为人称道的朝天子《咏喇叭》，讽刺当时，描摹宦官作威作福和装腔作势的丑态，揭露他们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南吕一枝花《久雪》中，作者把雪比作邪恶势力，借以抒发心中的牢骚不平，并且表示了对光明的信念。王磐的写怀咏物散曲，以清丽见称。比如《落梅风》，写野外牧羊，宛如清淡秀丽水墨画，表现力很强。著作有《王西楼乐府》。

夏完淳，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郭沫若在抗战时期以夏完淳事迹为基础创作的话剧《南冠草》曾激动过多少誓以热血拯救祖国的中华儿女！今天，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但对祖国的义务没有变，青年人追求向上、追求真理的激情没有变，因此在他的身上，我们同样能汲取许多做人的力量。

王褒早年的经历，我们不大清楚。汉宣帝时，由于宣帝喜爱辞赋，先后征召文学之士刘向、张子侨、华尤、柳褒等待诏金马门。王褒也得到益州刺史王襄的推荐，被召入京，受诏作《圣主得贤臣颂》。宣帝令他与张子侨等一起待诏，多次带他们田猎，经过宫馆，便命他们写作辞赋以为歌颂。不久，将他提拔为谏大夫（秩比八百石，低于县令）。后来，听说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宣帝命王褒前往祭祀，结果病死于途中。由此可见，王褒的仕宦经历比较简单，主要是充当皇帝的文学侍从，未见有何作为。这种经历，使他很难具备司马相如那种独立不羁、超凡脱俗的胸襟和气魄；但他毕竟摆脱了拘守一隅的局限，走出了巴山蜀水，因而眼界还是比较开阔的。

王翰的凉州词与王之涣的凉州词同负盛名，作品于旷达、豪纵、谐谑的背后，流露了士兵们的一种厌战情绪。

王翰，出自富贵之家，豪放不羁，能写歌词，自歌自舞。其歌行风华流丽。唐人七言断句，李沧溟推王昌龄“秦时明月”为压卷，王凤洲推王翰“葡萄美酒”为压卷。王渔洋谓：必求压卷，王维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龄之“秦时明月”、王之涣之“黄河远上”，其庶几乎！而终唐之世，无出此四章之右者矣。

他工诗善文，词尤博采众长，工丽曲折，近似婉约派。诗工于用事，对偶亲切。其天才逸发，器识磊落，文思敏捷，曾巩谓其“于书无所不通，其明于是非得失之理为尤详，其文闳富典重，其诗博而深”(《王平甫文集序》)。

文章如《后周书序》、《韩干画马跋》，借题发挥，议论爽快，绰有深意(《艇斋诗话》)。

他的主要功绩和沈佺期一样，在创作实践中使六朝以来的格律诗的法则更趋细密，使五言律诗的体制更臻完善，并创造了七言律诗的新体。他也是律诗的奠基人之一。

作为文人，宋之问也因其低劣的人品而遭人唾弃，不仅表现在其对待政治趋炎附势的态度上，也表现在一桩广为流传的命案上。自古凡是文人都爱好文字，一日宋之问见其外甥刘希夷的一句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颇有妙处，便想占为己有，刘希夷不从，宋之问于是用装土的袋子将刘希夷压死，被称作“因诗杀人”。

陶氏为世医出身，祖父及父亲皆习医术，且有武功。他自幼聪慧，约十岁时即读葛洪《神仙传》，深受影响，三十六岁辞官隐居句容茅山，并遍历诸有名大山，访求仙药。当时，他深受梁武帝萧衍的信任，虽则他时梁武帝多次赠官不受，但梁武帝有关国家大事都要向他谘询，所以时人对他有“山中宰相”的称号。陶氏思想是释、道、儒三家融于一体的代表人物。

1946年，赵景深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提到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五个相同点：一是生卒年相同，二是同在戏曲界占有最高的地位，三是创作内容都善于取材他人著作，四是不守戏剧创作的清规戒律，五是剧作最能哀怨动人。

1959年，田汉到江西临川拜访“汤家玉茗堂碑”，作诗：“杜丽如何朱丽叶，情深真已到梅根。何当丽句锁池馆，不让莎翁在故村。”提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旗鼓相当，杜丽娘与朱丽叶不相上下。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梁启超

“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郭沫若

千古罕见真贵族再过数百年，人们也很难想象，我中华居然出过这样的人类骄子。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1840年、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完败于洋夷，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滚尿流，“安知蕞尔微三岛，竟敢横行大九州”！内忧外患，国仇家恨，求变之切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纲独断，发动政变，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头；天地同悲，万马齐喑；礼仪之邦，原是人间地狱！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危难时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锐出，爱国不必忠君，为国家争国格、为同胞争人格，从三纲五常的古代奋起直追民主共和的现代文明，行开天辟地之壮举。

司马相如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是西汉盛世汉武帝时期伟大的文学家、杰出的政治家。他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学者称为“赋圣”。同时，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将西南夷民族团结统一于大汉疆域，被称之为“安边功臣”，名垂青史。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不拘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的果敢行为，远在公元前就演绎了自由恋爱的爱情经典，被誉为“世界十大经典爱情之首”，闻名中外。后人则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唐代诗人张祜则有《司马相如琴歌》一首，曰：“凤兮凤兮非无凰，山重水阔不可量。梧桐结阴在朝阳，濯羽弱水鸣高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