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赏析

李德裕是杰出的 家，武宗李炎朝任宰相，在短短的秉政六年中，外攘回纥，内平泽潞，扭转了长期以来唐王朝积弱不振的混乱局面。可惜宣宗李忱继位之后，政局发生变化，白敏中、令狐绹当国，一反会昌时李德裕所推行的政令。他们排除异己，嫉贤害能，无所不用其极；而李德裕则更成为与他们势不两立的打击、陷害的主要对象。其初外出为荆南节度使；不久，改为东都留守；接着左迁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再贬潮州司马；最后，终于将他窜逐到海南，贬为崖州司户参军。这诗便是在崖州时所作。 这首诗，同柳宗元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颇有相似之处：都是篇幅短小的七言绝句，作者都是迁谪失意的人，写的同样是以山作为描写的背景。然而，它们所反映的诗人的心情却不同，表现手法及其意境、风格也是迥然各别的。 作为身系安危的重臣元老李德裕，即使处于炎海穷边之地，他那眷怀故国之情，仍然锲而不舍。王谠《唐语林》卷七云：“李卫公在珠崖郡，北亭谓之望阙亭。公每登临，未尝不北睇悲哽。题诗云……”他登临北睇，主要不是为了怀念乡土，而是出于 的向往与感伤。“独上高楼望帝京”，诗一开头，这种心情便昭然若揭；因而全诗所抒之情，和柳诗之“望故乡”是有所区别的。“鸟飞犹是半年程”，极言去京遥远。这种艺术上的夸张，其中含有浓厚的抒情因素。人哪能象鸟那样自由地快速地飞翔！可是即使是鸟吧，也要半年才能飞到。

“天平山上白云泉”，起句即点出吴中的奇山丽水、风景形胜的精华所在。天平山在苏州市西二十里。“此山在吴中最为崷崪高耸，一峰端正特立”①，“ 巍然特出，群峰拱揖”②，岩石峻峭。山上青松郁郁葱葱。山腰依崖建有亭，“亭侧清泉，泠泠不竭，所谓白云泉也”③，号称“吴中第一水”④，泉水清洌而晶莹，“自白乐天题以绝句”，“名遂显于世”⑤。 然而，这一名山胜水的优美景色在诗人眼帘中却呈现为：“云自无心水自闲”。白云随风飘荡，舒卷自如，无牵无挂；泉水淙淙潺流，自由奔泻，从容自得。诗人无意描绘天平山的巍峨高耸和吴中第一水的清澄透澈，却着意描写“云无心以出岫”的境界，表现白云坦荡淡泊的胸怀和泉水闲静雅致的神态。句中连用两个“自”字，特别强调云水的自由自在，自得自乐，逍遥而惬意。这里移情注景，景中寓情，“云自无心水自闲”，恰好是诗人思想感情的自我写照。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至二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政务十分繁忙冗杂，“清旦方堆案，黄昏始退公。可怜朝暮景，消在两衙中”（《秋寄微之十二韵》），觉得很不自由。

唐宪宗元和六年（811）至八年，白居易因母亲逝世，离开官场，回家居丧，退居于下邽渭村（今陕西渭南县境）老家。退居期间，他身体多病，生活困窘，曾得到元稹等友人的大力接济。这首诗，就作于这一期间的元和“八年十二月”。 唐代中后期，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入侵，唐王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域大为减少。但它却供养了大量军队，再加上官吏、地主、商人、僧侣、道士等等，不耕而食的人甚至占到人口的一半以上。农民负担之重，生活之苦，可想而知。白居易对此深有体验。他在这首诗中所写的“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同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写的“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夏旱诗》）一样，当系他亲眼目睹的现实生活的实录。 这首诗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农民在北风如剑、大雪纷飞的寒冬，缺衣少被，夜不能眠，他们是多么痛苦呵！后一部分写自己在这样的大寒天却是深掩房门，有吃有穿，又有好被子盖，既无挨饿受冻之苦，又无下田劳动之勤。诗人把自己的生活与农民的痛苦作了对比，深深感到惭愧和内疚，以致发出“自问是何人？”的慨叹。 古典 中，运用对比手法的很多，把农民的贫困痛苦与剥削阶级的骄奢淫逸加以对比的也不算太少。但是，象此诗中把农民的穷苦与诗人自己的温饱作对比的却极少见，尤其这种出自肺腑的“自问”，在封建士大夫中更是难能可贵的。 除对比之外，这首诗还具有这样几个特点：语言通俗，叙写流畅，不事藻绘，纯用白描，诗境平易，情真意实。

在唐代，观赏牡丹成为富贵人家的一种习俗。据李肇《唐国史补》记载：“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中 人刘禹锡也有诗为证：“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 当时，牡丹价格十分昂贵，竟至“一本有直数万者”。（亦见《唐国史补》）牡丹中又以大红大紫为贵，白色牡丹不受重视。裴潾这首诗的前两句便形象而概括地写出了唐代的这种风习。 “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街西紫牡丹。”唐代京城长安有一条朱雀门大街横贯南北，将长安分为东西两半。街西属长安县，那里有许多私人名园。每到牡丹盛开季节，但见车水马龙，观者如堵，游人如云。选择“长安”、“街西”作为描写牡丹的背景，自然最为典型。作者描写牡丹花开时的盛景，只用“春残”二字点出季节，因为牡丹盛开恰在春暮。作者没有对紫牡丹的形象做任何点染，单从“豪贵”对她的态度着笔。豪贵们耽于逸乐，“无日不看花”，桃杏方尽，牡丹又开，正值暮春三月，为“惜春残”，更是对牡丹趋之若鹜。以争赏之众，衬花开之盛，“惜春残”一笔确实收到了比描写繁花似锦更好的艺术效果。 以上使用侧面描写，着意渲染了紫牡丹的名贵。看似与题目无关，实则为后面展开对白牡丹的描写作了有力的铺垫。“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一个“别”字，引出了迥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玉盘，冷露，月白，风清，再加上寂静无人的空园，与上联描写的情景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

元稹和白居易有很深的友谊。元和五年（810），元稹因弹劾和惩治不法官吏，同宦官刘士元冲突，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后来又改授通州（州治在今四川达县）司马。元和十年，白居易上书，请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结果得罪权贵，被贬为江洲司马。上面这首诗，就是元稹在通州听到白居易被贬的消息时写的。诗的中间两句是叙事言情，表现了作者在乍一听到这个不幸消息时的陡然一惊，语言朴实而感情强烈。诗的首尾两句是写景，形象地描绘了周围景物的暗淡凄凉，感情浓郁而深厚。 元稹贬谪他乡，又身患重病，心境本来就不佳。现在忽然听到挚友也蒙冤被贬，内心更是极度震惊，万般怨苦，满腹愁思一齐涌上心头。以这种悲凉的心境观景，一切景物也都变得阴沉昏暗了。于是，看到“灯”，觉得是失去光焰的“残灯”；连灯的阴影，也变成了“幢幢”──昏暗的摇曳不定的样子。“风”，本来是无所谓明暗的，而今却成了“暗风”。“窗”，本来无所谓寒热的，而今也成了“寒窗”。只因有了情的移入，情的照射，情的渗透，连风、雨、灯、窗都变得又“残”又“暗”又“寒”了。“残灯无焰影幢幢”、“暗风吹雨入寒窗”两句，既是景语，又是情语，是以哀景抒哀情，情与景融会一体、“妙合无垠”。 诗中“垂死病中惊坐起”一语，是传神之笔。

第一句叙客中度节，已植“思家”之根。在唐代，冬至是个重要节日，朝廷里放假，民间互赠饮食，穿新衣，贺节，一切和元旦相似，这样一个佳节，在家中和亲人一起欢度，才有意思。如今在邯郸的客店里碰上这个佳节，将怎样过法呢？第二句，就写他在客店里过节。“抱膝”二字，活画出枯坐的神态。“灯前”二字，既烘染环境，又点出“夜”，托出“影”。一个“伴”字，把“身”与“影”联系起来，并赋予“影”以人的感情。只有抱膝枯坐的影子陪伴着抱膝枯坐的身子，其孤寂之感，思家之情，已溢于言表。 三、四两句，正面写“思家”。其感人之处是：他在思家之时想象出来的那幅情景，却是家里人如何想念自己。这个冬至佳节，由于自己离家远行，所以家里人一定也过得很不愉快。当自己抱膝灯前，想念家人，直想到深夜的时候，家里人大约同样还没有睡，坐在灯前，“说着远行人”吧！“说”了些什么呢？这就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每一个享过天伦之乐的人，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想得很多。 宋人范希文在《对床夜语》里说：“白乐天‘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语颇直，不如王建‘家中见月望我归，正是道上思家时’有曲折之意。”这议论并不确切。二者各有独到之处，正不必抑此扬彼。此诗的佳处，正在于以直率而质朴的语言，道出了一种人们常有的生活体验，因而才更显得感情真挚动人。 （霍松林）

元稹对亡妻韦丛有着真诚执着的爱恋，这首“伴客销愁”，曲曲传情，写来沉痛感人。 起句便叙写他在丧妻之痛中意绪消沉，整天借酒浇愁的情态。伴客销愁，表面上是陪客人，实际上是好心的客人为了替他排遣浓忧而故意拉他作伴喝酒。再说，既是“伴客”，总不好在客人面前表露儿女之情，免不了要虚与委蛇，强颜欢笑。这样销愁，哪能不愁浓如酒！在这长日无聊的对饮中，他喝下去的是自己的眼泪。“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透出了心底的凄苦。 第二句妙在“偶然乘兴”四字。这个“兴”，不能简单地当作“高兴”的“兴”，而是沉郁的乐章中一个偶然高昂的音符，是情绪的突然跳动。酒宴之上，客人想方设法开导他，而诗人一时悲从中来，倾杯痛饮，以致醺醺大醉。可见，这个“兴”字，溶进了客人良苦的用心，诗人伤心的泪水。“偶然”者，言其“醺醺”大醉的次数并不多，足证上句“长日饮”其实喝得很少，不过是借酒浇愁而意不在酒，甚至是“未饮先如醉”，正见伤心人别有怀抱。 结尾两句，真是锥心泣血之言，读诗至此，有情人能不掩卷一哭！醉后吐真言，这是常情；醒来但见旁人啜泣，感到奇怪。一问才知道，原来自己在醉中忘记爱妻已逝，口口声声呼唤妻子哩！凄惶之态，凄苦之情，撼人心弦。 绝句贵深曲。此诗有深曲者七：悼念逝者，流泪的应该是诗人自己；现在偏偏不写自己伤心落泪，只写旁人感泣，从旁人感泣中见出自己伤心，此其深曲者一。

元和九年（814），柳宗元和刘禹锡同时奉诏从各自的贬所永州、朗州回京，次年三月又分别被任为远离朝廷的柳州刺史和连州刺史，一同出京赴任，至衡阳分路。面对古道风烟，茫茫前程，二人无限感慨，相互赠诗惜别。《重别梦得》是柳宗元赠给刘禹锡三首诗中的一首。 这首诗写临岐叙别，情深意长，不着一个愁字，而在表面的平静中蕴蓄着深沉的激愤和无穷的感慨。“二十年来万事同”，七个字概括了他与刘禹锡共同经历的宦海浮沉、人世沧桑。二人在贞元九年（793）同时进士及第，踏上仕途，迄今已度过了二十二个春秋。二十多年来，他们在永贞改革的 舞台上“谋议唱和”、力革时弊，后来风云变幻，二人同时遭难，远谪边地；去国十年以后，二人又一同被召回京，却又再贬远荒。共同的 理想把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造成了这一对挚友“二十年来万事同”的坎坷遭遇。然而使诗人慨叹不已的不仅是他们个人出处的相同，还有这二十年来朝廷各种弊政的复旧，刘禹锡深深理解柳宗元的这种悲哀，所以在答诗中抒发了同样的感慨：“弱冠同怀长者忧，临岐回想尽悠悠。”他们早年的 革新白白付之东流，今朝临岐执手，倏忽之间又将各自东西，抚今追昔，往事不堪回首。“今朝”二字写出了诗人对最后一刻相聚的留恋，“忽”字又点出诗人对光阴飞逝、转瞬别离的惊心。“西东”非一般言别套语，而是指一去广东连县，一去广西柳州，用得正切实事。

这是刘叉在赠剑给友人时写的一首小诗。诗之独特处，在于通篇以水比剑。本来以明澈的秋水比喻闪闪发亮的剑光，古人早已有之。如《越绝书》说：“太阿（宝剑名）剑色，视之如秋水。”后来也有以水比剑以至直接将剑称呼为水的。如李贺诗：“先辈匣中三尺水，曾入吴潭斩龙子。”（《春坊正字剑子歌》）刘叉这首诗不只是在一二句诗中将水与剑相比拟，而是把水剑的比喻作为一个基本构思贯通全篇，更是别开生面。 “一条古时水，向我手心流”，说得很 化，而颇有诗味：诗人不直说这是一把古代传下的明晃晃的宝剑，而说成“一条古时水”；不直说宝剑“拿”在我手里，而是循着“水”的比喻拈出一个“流”字，说一条水向我手中流来，从而使得原来处于静态中的事物获得了一种富有诗意的动感。这种从对面着墨的写法，较之平铺直叙多了一层曲折，因而也就多了一种风趣。 第三句还是循着以“水”比剑的基本构思炼字。剑既似“水”，所以不是一般的“奉赠”、“惠赠”，而是扣紧“水”字，选用了“泻赠”。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条流动着的“水”，流到诗人手里，又泻入朋友掌中。如果直说成“我把剑送给你”，那就情韵全失，索然无味了。 以上三句写赠剑，末句是在赠剑时的殷勤嘱咐。“薄”，是迫近的意思。这一句是说不要为了私人的小仇小怨用这把剑去作无谓的争斗，弦外之音是应该用它来建立奇功殊勋。白居易在《李都尉古剑》诗中写道：“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不愿报小怨，夜半刺私仇。

诗以开头“山石”二字为题，却并不是歌咏山石，而是一篇叙写游踪的诗。这诗汲取了 中有悠久传统的游记文的写法，按照行程的顺序，叙写从“黄昏到寺”、“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在韩愈以前，记游诗一般都是截取某一侧面，选取某一重点，因景抒情。汲取游记 的特点，详记游踪，而又诗意盎然，《山石》是有独创性的。 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记述游踪，很容易弄成流水账。诗人手段高明，他象电影摄影师选好外景，人物在前面 ，摄影机在后面推、拉、摇、跟，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在我们眼前出现。每一画面，都有人有景有情，构成独特的意境。全诗主要记游山寺，一开头，只用“山石荦确行径微”一句，概括了到寺之前的行程，而险峻的山石，狭窄的山路，都随着诗中主人公的攀登而移步换形。这一句没有写人，但第二句“黄昏到寺蝙蝠飞”中的“到寺”二字，就补写了人，那就是来游的诗人。而且，说第一句没写人，那只是说没有明写；实际上，那山石的荦确和行径的细微，都是主人公从那里经过时看到的和感到的，正是通过这些主观感受的反映，表现他在经过了一段艰苦的翻山越岭，黄昏之时，才到了山寺。“黄昏”，怎么能够变成可见可感的清晰画面呢？他巧妙地选取了一个“蝙蝠飞”的镜头，让那只有在黄昏之时才会出现的蝙蝠在寺院里盘旋，就立刻把诗中主人公和山寺，统统笼罩于幽暗的暮色之中。

春晴之日，李贺随同朋友们骑马来到郊外游览。眼前山含秀气，水泛新绿，桃花攒簇如火，柳枝摇曳似烟。诗人在悦目赏心之余，不禁神驰物外，感慨万端。从秀丽的山姿水态，想到它们难免发生沧海桑田的变化；从娇艳的红桃绿柳想到人生的短暂易逝。一者悲悼好景不长，一者慨叹年命难久。 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境遇和情怀。 诗题《浩歌》本于《楚辞九歌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浩歌”是大声唱歌的意思。一般说来，写作这样的诗宜从叙事写景入手。但诗人不屑于蹈袭故常，偏从虚处落笔，一开始就把想象的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幻象纷呈，雄奇诡谲，却又把沧海桑田的“意”婉曲而又鲜明地表达出来了。宋人刘辰翁评这首诗说：“从‘南风’一句便不可及，佚荡宛转，真侠少年之度。”（引自姚佺《昌谷集注解定本》）诗人用豪放的笔触，雄奇的景象，抒发自己凄伤的情怀，真是既“佚荡”，又“宛转”，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种惊世骇俗的英气，所谓“侠少年之度”，指的就是这种非凡的气度。 三、四两句，一写仙界，一写尘世。传说王母种的桃树，“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生实”。彭祖和巫咸则是世间寿命最长的人。当王母的桃树开花千遍的时候，彭祖和巫咸也不知死了多少次了。两相比照，见出生命的短促。

杨敬之的诗，《全 》仅存二首，其中这一首极为后世传诵，并且因为众口争传，逐渐形成人们常用的“说项”这个典故。 关于项斯，《 纪事》载：“斯，字子迁，江东人。始，未为闻人。……谒杨敬之，杨苦爱之，赠诗云云。未几，诗达长安，明年擢上第。”《全 》收项斯诗一卷，此外也未见有何突出成就，只是因为杨敬之的这首诗，他才为后人所知。 杨敬之在当时是一个有地位的人，而这首诗却真心实意地推荐了一个“未为闻人”的才识之士。他虚怀若谷，善于发掘人才；得知之后，既“不藏人善”，且又“到处”“逢人”为之揄扬，完满地表现出了一种高尚的品德。 首句“几度见诗诗总好”，是衬垫之笔，也点出作者之知道项斯，是从得见其诗开始的；赏识项斯，又是从觉得其诗之好开始的。次句进一步写见到了本人以后，惊叹他“标格过于诗”，心中更为悦服。对项斯标格之好，诗不直写，却先提一句“诗好”，然后说“标格过于诗”，则其标格之好自不待言。“标格”包括外美与内美，即仪容气度、才能品德的统一。品评人应重在才德，古今皆然。下文便写到诗人对于项斯的美好标格，由内心的诚意赞赏发展到行动上的乐意揄扬。 “平生不解藏人善”，这句话很占身分。世间自有见人之善而不以为善的，也有见人之善而匿之于心，缄口不言，唯恐己名为其所掩的；诗人于此则都“不解”，即不会那样做，其胸襟度量之超出常人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