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赏析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表达的经济思想，无论如何赞誉也不为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还具有那么清晰的经济自由的思想，他关于经济活动以及商人的看法对当下中国也是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在政府和民间经济的关系上，像“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样的观点在时下中国听来也有振聋发聩之感。 　　司马迁的这个经济自由的思想影响了历代中国人，并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他的民本的思想以及对商人求利平和开放的心态，已经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中华民族的财富。 　　《货殖列传》是论述春秋末年到汉武帝年间的社会经济史的专章。在序文中，作者驳斥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历史倒退论，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欲望，并试图以此来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各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人的道德行为又是受他占有财富的多少制约的，从而谴责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垄断政策，抨击了当时以神意解释社会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

　　《史记·滑稽列传》记了淳于髡、优孟、优旃三人的故事，但对三人活动的年代，记载了有明显的矛盾和错误。如说淳于髡是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时人，优孟是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在位）时人，优旃是秦时人，秦亡（前206年）后归汉，数年而卒。可是原传却又说淳于髡后百余年有优孟，优孟后二百余年有优旃。这是太史公的疏忽。本篇只选了淳于髡的传。 　　“滑稽”一词的古义与今义并不全同。古义有多义性，屈原在《楚辞·卜居》中使用它带着贬义，有圆滑谄媚的意思；司马迁在《滑稽列传》里使用它带着褒义，有能言善辩，善用双关、隐喻、反语、婉曲等修辞手法的意思。这两种意义与今义都不尽相同，但又都有语义发展上的相承关系。

通假字其次诎体受辱。诎，通“屈”，弯曲。其次剔毛发。剔，通“剃”，动词。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关，同“贯”，套上。 箠，同“棰”，杖。见狱吏则头枪地。枪，通“抢”，撞击。及以至是。以，通“已”及罪至罔加。罔，通“网”，法网。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底，通“抵” ，大抵，大都。8思垂空文以自见。见，通“现”，表现。9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失，通“佚”放失旧闻。失，通“佚”，散乱的文献。则仆偿前辱之责。责，通“债”，债务。古者富贵而名摩灭。摩，通“磨”。权倾五伯。伯， 通“霸”。具于五刑。具，通“俱”。曷足贵乎。曷，通“何”。幽于圜墙之中。圜，通“圆”。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纪，通“记”，历史记录。 词类活用孙子膑脚：名词作动词，古代剔去膝盖骨的酷刑以污辱先人：形容词作使动用法，使……受辱倡优所畜：名词作状语， 像乐师、优伶一样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名词作状语， 用朱砂故述往事，思来者：动词作使动用法，使.……思考请略陈固陋：形容词作名词，固执鄙陋的意见衣赭衣：名词作动词，穿上流俗之所轻也：形容词作动词，轻视幸勿为过：名词作动词，责怪，责备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言：名词作状语，像牛马一样曩者辱赐书：使动用法，使……蒙受耻辱百兽震恐：使动用法，使……害怕 特殊句式被动句（1）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2）其次诎体受辱。省略句、判断句（1）《》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通假字人穷则反本。（反，通“返”，返回。）犹离忧也。（离，通“罹”，遭遇。）靡不毕见。（见，用“现”，出现。）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指，通“旨”，意旨，旨趣。）自疏濯淖污泥之中。（濯 ，通“浊”，污浊。）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泥，通“涅”，染黑。）屈平既绌。(绌,通“黜”，被罢黜。）齐与楚从亲。（从，通“纵”，合纵。）厚币委质事楚（质，通“贽”，见面礼。）顾反。（反，通“返”，返回。）赵不内。（内，通“纳”，接纳，收纳。）被发行吟泽畔。（被，通“披”，披散。）文言实词释义属屈平属草稿未定动词，zhǔ，连缀，引申为写作。亡国破家相随属动词，zhǔ，连接。属予作文以记之通“嘱”，嘱托，动词。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动词，隶属，属于。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动词，掌管。有宁越……之属为之谋名词，类，这些人。吾属今为之虏也名词，用在人称后面，表复数。吾属，我们。神情与苏、黄不属动词，类似。若属皆且为所虏若属，你们这些人。伐每一令出，平伐其功动词，耀，自夸。其后秦欲伐齐动词，讨伐，进攻。口诛笔伐动词，声讨。伐薪烧炭南山中动词，砍伐。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动词，战胜，打败。此五霸之伐也名词，功业。疏王怒而疏屈平动词，疏远。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形容词，稀疏。以金笼进上，细疏其能动词，陈述，旧读 shù。论积贮疏名词，奏章，古代大臣向君主上书言事的文体，旧读 shù。

　　《管晏列传》是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和晏婴的合传。司马迁描写这两位春秋中后期齐国国相，能抓住其特点，并选取典型细节加以生动地表现，如写管仲，着重写其同鲍叔牙的交往，以及任政相齐、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谋略，写晏婴则通过对重用越石父和御者的典型事例的详细叙述来突出其“贤”。 　　文章详略得当，重点突出，比如对管、鲍之间的真挚友谊及晏子任用御者缘起的叙述极为详细，而对管仲生活的奢侈等不太重要的方面则一笔带过。传记之末“太史公曰”以后的简短议论与评价更是深化了对管、鲍二人的认识，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司马迁自述写作《管晏列传》之缘由：“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传》第二。”指出虽然管仲的奢华与晏婴的节俭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二人同为齐国杰出政治家，管仲辅佐桓公成就霸业，勋业彪炳，晏婴协助景公成就治世，政绩显赫，一霸一治，泽被当代，垂范后世，二人虽隔百余年，但他们都是齐人，都是名相，又都为齐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将二人合传写成《管晏列传》。 　　管仲辅佐齐桓公，使齐成为五霸之一，晏婴辅佐齐灵公、庄公、景公，使齐“三世显名于诸侯”。并在出使楚国后得到重要的关注。重要的是，在本文所记的轶事中，都分明贯穿了一个“知”字。管仲的“任政相齐”，是仗仰于鲍叔牙的知人善任；写晏婴的赎贤、荐贤，则更是他知人爱才，礼贤下士的必然结果。

　　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派公子札访问鲁国，《左传》对经过情形有详细记载。当时的吴王馀祭是公子札的二哥。吴国在公子札的父亲寿梦就位时（前585年）就已称王。但中原诸国还是视吴国为蛮夷之邦，《春秋》记事称之为“吴子”，“子”的爵位在公、侯、伯之下，所以实际上是贬称。而《公羊传》出于“诸夏”的民族偏见和地域偏见，甚至否认吴国“有君、有大夫”，对《春秋》记事用语理解为抬高了吴国的地位。 　　这篇文章是《春秋公羊传》解释《春秋》为什么用“吴子”肯定吴国“有君”，用“聘”肯定吴国“有大夫”的。全文层层设问，步步深入，以事实说明公子札的贤、仁、深明大义，正是他使吴国在诸夏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楚灵王乃是春秋后期一位极富争议的君主，乃楚庄王的孙子，楚共王的次子，楚康王的弟弟。楚康王死后，其幼子即位为君，当时担任执政官（令尹）的灵王趁国君生病，亲手勒死了国君，自立为王。楚国历史上一直有王子弑君自立的传统：成王杀兄自立，穆王杀父自立，灵王则杀侄自立，三者都获得了大臣的承认，坐稳了江山；但是在《春秋》上，仍然不免被讥讽为乱臣贼子。 　　自从楚共王以来，楚国霸业日益衰落，晋国占据优势，吴国也强大起来。灵王即位后，与吴国多次交战，先后灭了陈、蔡两个华夏诸侯国，又修筑了东西不羹两座大城以威慑中原，终于在会盟中压倒晋国，重新成为霸主。从这个角度看，灵王可谓中兴之主。但是他的霸业完全依靠武力和威压，而不像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当年那样威德并用，中原诸侯大多心中不服，楚国国内也有大量不稳定因素。灵王不思采用怀柔手段稳固政权基础，反而再次出兵与吴国争夺徐国（今徐州一带），《子革对灵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时。 　　灵王率军驻扎在离徐国不远的乾溪，以狩猎为名，炫耀武力。看看他穿着的服装：皮毛做的帽子（皮冠），秦国赠送的羽衣（秦复陶），翠鸟羽毛做成的披风（翠被），豹皮做的鞋子（豹舄），手中还拿着鞭子。以上服饰极尽奢华，有楚国本土的特产，还有别的诸侯进献的宝物，充分显示了楚王作为霸主的威严。灵王一直以好大喜功著名，郑国名臣子产就曾指出此人虚荣心太强，未来难以善终。

　　这首小题为“晚泊犊头”，内容却从日间行船写起，后两句才是停滞不前船过夜的情景。 　　诗人叙述中所见的景象说：春云布满天空，灰蒙蒙地笼罩着淮河两岸的原野，原野上草色青青，与空中阴云上下相映。这样阴暗的天气、单调的景色，是会叫远行的旅人感到乏味。幸而，岸边不时有一树野花闪现出来，红的，黄的，白的，在眼前豁然一亮，那鲜明的影像便印在你的心田。 　　阴云，青草，照眼的野花，自然都是白天的景色，但说是船行所见，何以见得呢？这就是“时有幽花一树明”那个“时”字的作用了。时有，就是时时有，不时地有。野花不是飞鸟，不是走兽，怎么能够一会儿一树，一会儿又一树，不时地来到眼前供人欣赏呢？这不就是所谓“移步换形”的现象，表明诗人在乘船看花吗？ 　　天阴得沉，黑得快，又起了风，眼看就会下雨，要赶到前方的码头是不可能的了，诗人决定将船靠岸，在一座古庙下抛锚过夜。果然不出所料，这一夜风大雨也大，呼呼的风挟着潇潇的雨，飘洒在河面上，有声有势；河里的水眼见在船底迅猛上上涨，上游的春潮正龙吟虎啸，奔涌而来。诗人呢？诗人早已系舟登岸，稳坐在古庙之中了。这样安安闲闲，静观外面风雨春潮的水上夜景，岂不是很快意的吗？ 　　欣赏这首绝句，需要注意抒情主人公和景物之间动静关系的变化。日间船行水上，人在动态之中，岸边的野草幽花是静止的；夜里船泊牧犊头，人是静止的了，风雨潮水却是动荡不息的。

　　仅仅因为国君没有接见，就动怒拆毁了该国客舍的围墙，还以巧妙动听的言辞，说得对方连赔不是，不仅国君出来接见，而且还礼遇有加，满意且满载而归。初看起来还有点过分，有点儿太“那个”了，犯得著如此大动肝火，做出如此大胆的事儿来吗？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件表面上看来有点儿荒唐的事情的背景。晋国是个大国，强国，诸侯盟主，一方霸主。国君不出来接见客人，是在摆谱儿，那架子，耍弄人，那藏而不露的意思是要让人下跪，乞求，被愚弄。郑国是个小国，夹在大国当中受气，此行是进去献贡物，是去“朝圣”，表示对盟主的恭敬和孝顺。 　　明白了这个背景，我们就不得不对子产的所作所为令眼相看，肃然起敬，佩服他的勇气和骨气。他的举动真有点儿犯上作乱的味道：你想捉弄我、拿架子摆谱儿？哼，没门儿！我就不吃这一套，我比你更厉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于是，就大胆地、公开的、理直气壮把围墙给拆了，还批得敌手理屈辞穷，态度陡然一转。

　　司马迁读孔子著作之际，在内心深处极为敬佩这位古代的圣人。在司马迁看来。孔子是一座巍峨的高山，使人仰慕。来到孔子故居之后，他对孔子有了更深的理解，向往之情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他见到了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见到这些与孔子密切相关的器物以后，好像孔子的形象就在自己的眼前。司马迁在孔子故居还见到许多儒生按时在他家中演习礼仪，儒生的习礼是那样的虔诚，可见孔子的思想有着巨大的精神魅力。此情此景，司马迁被强烈地吸引了，以至不愿离开圣人的故居。 　　《孔子世家赞》是《史记·孔子世家》的结束语。孔子原本不是王侯将相，但司马迁却把他列入“世家”。他不是完全按照官本位来处理历史人物，他把孔子当做古代的圣人来看待。这说明司马迁颇具远见与卓识。 　　在写作手段方面，此文为虚实结合。开篇引用《经》的话，抒发作者的感慨，乃是凭虚而起。中间部分叙写在孔子故居的所见与感受。结尾部分用“可谓至圣矣”来做结论。令人信服。

　　《驹支不屈于晋》在晋与诸侯“会于向”这一历史事件中，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然而它却有不同寻常的认识价值。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少数民族在霸权制度下所受压迫的深重，也让我们从驹支与范宣子的冲突与和解中看到了古代各民族既斗争又融合的复杂关系的缩影。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是《驹支不屈于晋》的一大特点。 　　先看范宣子，一上来就是：“来，姜戎氏!”像怒气冲冲的主人呼唤惹了祸的奴隶，凶神恶煞，怒目而视，语气咄咄逼人，态度粗鲁生硬。接着居高临下，夸示晋先君对诸戎的大德大恩，而后毫无根据地把“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的罪责一股脑推给驹支。“盖言语漏泄”，分明是推测、怀疑，“职女之由”，则是武断定罪，“与，将执女!”恐吓之声，令人不寒而栗!范宣子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神态纤毫毕见。 　　驹支面对气势汹汹的指斥，面对即将遭受拘捕的厄运，则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针对范宣子强加于己的不实之词，逐层辩驳，洗刷被泼在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落的清白。从答话可以看出，驹支虽为戎族首领，但其语言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1）把握分寸，恰到好处。他对范宣子的无端指责，既针锋相对又没有过激言辞，既不掩惠公之德，也不蒙不白之冤。（2）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先感惠公之德，再表戎对晋之功，以事实为据，证明自己对晋“不侵不叛”，忠心“不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