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赏析

　　“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西京，指长安。东汉都城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长安乱得不成样子，是因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写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的，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里点出诗人离开长安以后的去向。“复”，值得注意，这说明诗人的迁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八百万人入关，诗人被迫迁移到长安，此时为了避难，又要离开长安。这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蕴涵着无限的感慨和哀伤。“中国”，中原地区。我国古代建都黄河两岸，因此称北方中原地区为中国。“荆蛮”，指荆州。

　　这首写在门阀制度下，有才能的人，因为出身寒微而受到压抑，不管有无才能的世家大族子弟占据要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不平现象。“郁郁涧底松”四句，以比兴手法表现了当时人间的不平。以“涧底松”比喻出身寒微的士人，以“山上苗”比喻世家大族子弟。仅有一寸粗的山上树苗竟然遮盖了涧底百尺长的大树，从表面看来，写的是自然景象，实际上诗人借此隐喻人间的不平，包含了特定的社会内容。形象鲜明，表现含蓄。中国古典诗歌常以松喻人，在此诗之前，如刘桢的《赠从弟》；在此诗之后，如吴均的《赠王桂阳》，皆以松喻人的高尚品格，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世胄蹑高位”四句，写当时的世家大族子弟占据高官之位，而出身寒微的士人却沉没在低下的官职上。这种现象就好像“涧底松”和“山上苗”一样，是地势使他们如此，由来已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至此，诗歌由隐至显，比较明朗。这里，以形象的语言，有力地揭露了门阀制度所造成的不合理现象。从历史上看，门阀制度在东汉末年已经有所发展，至曹魏推行“九品中正制”，对门阀统治起了巩固作用。西晋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继续实行，门阀统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其弊病也日益明显。

　　《从军行》属乐府《相和歌辞·平调曲》。 　　在历代众多《从军行》作中，卢思道的这首是传播得较为广泛的。据《古今诗话》载：唐玄宗自巴蜀回，夜登勤政楼就吟咏了本诗中的“庭前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句，可见在唐代这首诗就很受欣赏。 　　古乐府《从军行》大多写军旅生活的艰苦和征人思妇两地相思的痛苦，本篇也是如此。 　　这首诗的前半部是写征战将士英勇奋战，长戍不归的戎马生活。“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诗篇一开头，便渲染了强烈的战争气氛：北方的烽火接连不断地传来战争的消息，军情紧急，令人担忧。甘泉是西汉的皇宫名，“照甘泉”在这里代指向朝廷报警。“飞将”即西汉著名将领李广。接着，诗中便描绘了这位“长安飞将”的英姿。“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载：“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箫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犀渠”是盾的一种。“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这两句中“右地”指右北平，左贤代指匈奴的重要首领。“平明”和“薄暮”写出了将士们在边塞度过了数不清的日日夜夜。“偃月”和“鱼丽”是古代的两种战阵的名称。这里诗人用了极简炼的文字，生动地写出了将士们紧张的征战生活。“屯右地”“逐左贤”都是李广所为。接下来“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用了两个典故。《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记道：“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

　　《读山海经》是陶渊明隐居时所写13首组的第一首。诗的前6句向人们描述：初夏之际，草木茂盛，鸟托身丛林而自有其乐，诗人寓居在绿树环绕的草庐，也自寻其趣，耕作之余悠闲地读起书来。情调显得是那样的安雅清闲，自然平和，体现出世间万物、包括诗人自身各得其所之妙。 　　接下来描写读书处所的环境。诗人居住在幽深僻远的村巷，与外界不相往来，即使是前来探访的老朋友，也只好驾车掉转而去。他独自高兴地酌酒而饮，采摘园中的蔬菜而食。没有了人世间的喧闹和干扰，是多么的自在与自得啊！初夏的阵阵和风伴着一场小雨从东而至，更使诗人享受到自然的清新与惬意。 　　诗的最后4句概述读书活动，抒发读书所感。诗人在如此清幽绝俗的草庐之中，一边泛读“周王传”，一边流览《山海经图》。“周王传”即《穆天子传》，记叙周穆王驾八骏游四海的神话故事；《山海经图》是依据《山海经》中的传说绘制的图。从这里的“泛览”、“流观”的读书方式可以看出，陶渊明并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只是把读书作为隐居的一种乐趣，一种精神寄托。所以诗人最后说，在低首抬头读书的顷刻之间，就能凭借着两本书纵览宇宙的种种奥妙，这难道还不快乐吗？难道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吗？ 　　本诗抒发了一个自然崇尚者回归田园的绿色胸怀，诗人在物我交融的乡居体验中，以纯朴真诚的笔触，讴歌了宇宙间博大的人生乐趣，体现了诗人高远旷达的生命境界。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因为两人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不过，在感情一致的前提下，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自己虽然将居住在卑湿的长沙，或许因此而不能长寿，但仍不愿去自尽。 　　贾谊和屈原这种见解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而贾谊除具有儒家思想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旷达精神。所以，如将两人 的作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方面，贾谊没有屈原那样深沉；在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上，贾谊也不及屈原那么执着，似乎他对世事显得更豁达，更彻悟。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鵩鸟赋》，假借与鹏鸟的问答，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鵩鸟赋》开始记述何年何月何日鸟入屋，主人以为怪事，便翻开策数之书进行占卜，所得到的回答是房主人将死去（或远去）。主人占卜后要鸟告诉吉凶和死期的迟速。

　　大致在魏晋以前，以儒家学说为核心，中国人一直相信人类和自然界都处于有意志的“天”的支配下。这一种外于而又高于人的个体生命的权威，在东汉未开始遭到强烈的怀疑。于是就迎来了个性觉醒的时代；在文学创作中，相应地有了所谓“人的主题”的兴起。但个性觉醒，既是旧的困境与背谬的结束，又是新的困境与背谬的发现与开始。首先，也是最基本的，就是有限的个体生命与永恒的宇宙的对立。人们不断发出哀伤的感叹：“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自顾非金石，咄唶令人悲”（曹植《赠白马王彪》）；“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咏怀诗》）。人们在自然中感受到的，是无限存在对有限人生的压迫。 　　但是，即使说困境与背谬注定要伴随人类的全部进程（这是一个存在主义的观念），在不同的阶段上，人还是要寻找不同的解脱方式。哪怕是理念上的或者是诗意上的，人也要发现一种完美的生命形态。所以到东晋末，在玄学的背景中，陶渊明的诗开始表现一种新的人生观与自然观。这就是反对用对立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相反地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性，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在他的这《饮酒》第五首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而优美。凭着它那浅显的语言、精微的结构、高远的意境、深蕴的哲理，这首诗几乎成了中国诗史上最为人们熟知的一篇。 　　全诗的宗旨是归复自然。而归复自然的第一步，是对世俗价值观的否定。

　　此纯以比兴的手法出之，语言浅显，是寓意明畅，无庸多加阐释，只须于个别词句略加疏通，其意自明。诗人取譬之妙，用语之巧，而且在刹那间脱口而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二语，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戒避免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普遍用语，说明此诗在人民中流传极广。 　　通过燃萁煮豆这一日常现象，抒发了曹植内心的悲愤。 　　真实度 　　七步诗的真假向来为人所争议。其中郭沫若说的比较有理。他认为曹植的《七步诗》：“过细考察起来，恐怕附会的成分要占多数。多因后人同情曹植而不满意曹丕，故造为这种小说。其实曹丕如果要杀曹植，何必以逼他作诗为借口?子建才捷，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果真要杀他的话，诗作成了依然可以杀，何至于仅仅受了点讥刺而便‘深惭’?所以此诗的真实性实在比较少。然而就因为写了这首诗，曹植却维系了千载的同情，而曹丕也就膺受了千载的厌弃。这真是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了。”但是他的说法也有人质疑，有人说，当初曹丕让曹植七步成诗只是作为一个借口，想杀他，他认为曹植肯定不能成功，但他没料到，曹植才华如此出众，当时，就连曹丕本人也被感动了些许，并且为了保住名声，以安天下，他才放过了曹植。

　　三国时期，魏国曹操去世后，他的长子曹丕即位，而曹丕的弟弟曹植被封为丞相。 　　曹植很有才华，精通治国理家，说起朝中政事滔滔不绝且管治有方，因此在朝中很有威信，可谓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曹丕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中的妒火油然而生，对曹植产生了怨恨之心，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处苦苦相逼。众臣渐也明其中理，阿谀奉承地在皇帝面前说三道四，谣言惑众：朝中一日有曹植，宫内鸡犬不宁，如他日造反，图谋篡位，何不为宫中一大害？不如先下手为强，斩草除根，以免日后夜长梦多。 　　曹丕正好如偿所愿，借文武百官之口，决意趁早动手。正赶上一桩造反政事，曹丕假控曹植为主谋，正午时分，曹丕传弟弟曹植到池厅边相见。曹植一到，就被早埋伏好的卫队挥刀截下。见到曹丕，曹植道：“吾兄传我有何贵干？”曹丕道：“弟弟有所不知，据我朝重臣之意，闻今日事件起谋者你也。是与其于你所作为？曹植长叹一声，道：“吾兄疑我谋反，谋你河山篡你朝位！如此罪行令吾何以担当？望吾兄明察秋毫！”曹丕不好推辞，只得说：“好，看在你我兄弟的情谊，我命你在七步内作出一首咏颂吾与你的情分之词，但词内不可见兄弟二字。不矣，休怪吾大义灭亲了！”“若我不能在七步内作一首，任凭你处置！”曹植胸有成竹地说。

　　《梅花落》属《横吹曲》，在郭茂倩《乐府集》中，鲍照的这首《梅花落》还算是较早的一首。诗的内容是赞梅，但是作者先不言梅，而“以杂树衬醒，独为梅嗟”。诗人说庭中的杂树众多，可他却偏偏叹息梅花。如果读者再往下看，这发端的一句，又不仅仅是起着“衬醒”的作用，因为“衬醒”的效果，使得高者愈高，低者愈低，于是便触发了“杂树”的“不公”之感，因而也就按捺不住地提出质问——“问君何独然？”这“问”的主语便是“杂树”。“独”字紧扣着“偏”字，将问题直逼到诗人面前，诗人回答得也很爽快，那是因为梅花不畏严寒，能在霜雪之中开花，冷露之中结实。这是赞梅的理由。但是，为了使“偏”与“独”有所交待，也为了使发问者（杂树）对自己有所了解，所以接着又说：想想你们吧，只能招摇于春风，斗艳于春日，即使有的也能在霜中开花，却又随寒风零落，终没有耐寒的品质，是所谓“寒暑在一时，繁华及春媚”（鲍照《咏史》）。如此相比，则“偏为梅咨嗟”一语，便得到全面而有力的阐发。 　　明代钟惺说这首诗：“似稚似老，妙妙”（《古诗归》）。这个评语颇有见地，也很耐人寻味。这首诗结构单纯，一二两句直抒己见，第三句作为过渡，引出下文的申述。

　　陶渊明一生酷爱自由，反抗精神是陶重要的　　主题，这首诗赞叹神话形象精卫、刑天，即是此精神的体现。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起笔二句，概括了精卫的神话故事，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北山经》云：“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为复溺死之仇，竟口衔微木，要填平东海。精卫之形，不过为一小鸟，精卫之志则大矣。“精卫衔微木”之“衔”字、“微”字，可以细心体会。“衔”字为《山海经》原文所有，“微”字则出诸诗人之想象，两字皆传神之笔，“微木”又与下句“沧海”对举。精卫口中所衔的细微之木，与那莽苍之东海，形成强烈对照。越凸出精卫复仇之艰难、不易，便越凸出其决心之大，直盖过沧海。从下字用心之深，足见诗人所受感动之深。“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此二句，概括了刑天的神话故事，亦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也；戚，斧也。刑天为复断首之仇，挥舞斧盾，誓与天帝血战到底，尤可贵者，其勇猛凌厉之志，本是始终存在而不可磨灭的。“刑天舞干戚”之“舞”字，“猛志固常在”之“猛”字，皆传神之笔。渊明《咏荆轲》“凌厉越万里”之“凌厉”二字，正是“猛”字之极好诠释。

　　公元507年（梁武帝天监六年）旧历四月，抚军将军建安王萧伟出为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何逊迁水曹行参军，兼任记室，深得萧伟信任，日与游宴，不离左右。这首即写于第二年早春，诗题一作《扬州法曹梅花盛开》。因杜甫在《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诗中有“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之句，此诗遂引人注目，广为流传。并由此引起许多纠葛。因有些研究者疏于地理，错把诗中的“扬州”当作今天的扬州，就断言“《梁书·何逊传》不见扬州事。”（《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二十四引旧注）甚至附会出“何逊在扬州为广陵记室”（广陵即今扬州市）的说法（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二十五）。其实，诗中的“扬州”，治所即在今江苏省南京市。对这一点，宋人张邦基说得很清楚：“余后见别本逊文集，乃有此诗，而集首有梁王僧儒所作序，乃云：‘……时南平王殿下（即萧伟）为中权将军、扬州刺史，望高右戚，实曰贤主。拥彗分庭，爱客接士，东阁一开，竞收扬马，左席暂起，争趋邹枚。君以词艺早闻，故深亲礼，引为水部行参军事，仍掌文记室，’云云。乃知逊尝在扬州也。……然东晋、宋、齐、梁、陈皆以建业为扬州，则逊之所在扬州，乃建业耳，非今之广陵也。隋以后始以广陵名州。”（《墨庄漫录》卷一）建业即今南京。“东阁一开，竞收扬马”云云，正是杜诗“东阁官梅动诗兴”的注脚。

　　陶渊明《杂》共有十二首，此为第一首。王瑶先生认为前八首“辞气一贯”，当作于同一年内。据其六“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句意，证知作于公元414年（晋安帝义熙十年），时陶渊明五十岁，距其辞官归田已有八年。 　　这组《杂诗》，实即“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文选》李善注）的杂感诗。正如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所云：“十二首中愁叹万端，第八首专叹贫困，余则慨叹老大，屡复不休，悲愤等于《楚辞》。”可以说，慨叹人生之无常，感喟生命之短暂，是这组《杂诗》的基调。 　　这种关于“人生无常”“生命短暂”的叹喟，是在《诗经》《楚辞》中即已能听到的，但只是到了汉末魏晋时代，这种悲伤才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扩展开来，从《古诗十九首》到“三曹”，从“竹林七贤”到“二陆”，从刘琨到陶渊明，这种叹喟变得越发凄凉悲怆，越发深厚沉重，以至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这种音调，在今天看来不无消极悲观的意味，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却反映了人的觉醒，是时代的进步。 　　“人生无根蒂”四句意本《古诗十九首》之“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感叹人生之无常。蒂，即花果与枝茎相连接的部分。人生在世即如无根之木、无蒂之花，没有着落，没有根柢，又好比是大路上随风飘转的尘土。由于命运变幻莫测，人生飘泊不定，种种遭遇和变故不断地改变着人，每一个人都已不再是最初的自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