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龚自珍的第一个阶段

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大学。12岁从其姥爷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嘉庆十五年（1810年），19岁，倚声填词，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龚自珍的第二个阶段

除对文学作出的巨大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推崇“古文”运动，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与孔孟比

荀子的思想偏向于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法”，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以孔子为圣人，但反对孟子和子思为首的“思孟学派”哲学思想，认为子弓与自己才是继承孔子思想的学者。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有恶（详情参考易中天教授《先秦诸子之百家争鸣》），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

支遁作为魏晋时期中国佛教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由于多种原因，学术界对支遁佛学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即色论”、“逍遥论”和西方净土思想等方面，对其禅学思想的研究却相对薄弱，这也影响到对支遁佛学思想及其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作出全面的评价。中国佛教是在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吸收和融汇本土传统文化的相关因素而形成的。

第一类是揭露统治者残暴，反映社会矛盾的，如《窦娥冤》、《鲁斋郎》等；

第二类是描写下层妇女的生活斗争，突出她们的机智勇敢，多带有喜剧意味，如《救风尘》、《金钱池》等；

第三类是歌颂历史英雄的杂剧，以《单刀会》最为突出。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关汉卿的作品更多地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执着于现实的人生态度。

荀子的思想偏向于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法”，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以孔子为圣人，但反对孟子和子思为首的“思孟学派”哲学思想，认为子贡与自己才是继承孔子思想的学者。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有恶（详情参考易中天教授《先秦诸子之百家争鸣》），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

主张韩非虽然是荀子的弟子，思想主张却与荀子大相径庭，他没有承袭荀子的儒家思想，却爱好“刑名法术”之学，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反对政治治理的原则建构在私人情感联系与当代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上，主张将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强调君主统制权视为一切事物的决策核心，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君主应当运用苛刑峻法重赏来御臣治民，以建立一个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韩非在其《韩非子》里面有《解老》与《喻老》两篇，直述自己思想部分也源自于老子，故后世称之为道法家，意味从道家里面延伸出来的新法家思想。但韩非的道法家与道家有一些差异。

概述政治观—孔子是以政治为轴心，以伦理道路为本位，来构筑其“仁”学体系的。孔门弟子概莫能外。但也必须看到，即使同一学派，不仅在性格、经历上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就是在思想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性。曾参为孔子的后进弟子，入学时间上的延误，鲁钝的天资，在其思想成熟的时间上落后于其它弟子，但另一方面，又具有更深邃、更有耐力的特点。特别是孔子去世后，曾参独立生活实践的几十年间慢慢消化夫子教诲，结合自己的经验所得，从而对孔子学说的某些方面予以推进。

岳飞是中国古代治军的楷模，“岳家军”成为一时的典范。他虽然没有军事论著传世，但从其散见于史书篇牍中的论述和军事实践，可看出岳飞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前人在总结岳飞的治军思想时指出有六个方面：贵精不贵多；谨训习；赏罚公正；号令严明；严肃纪律；同甘苦。这六方面的核心便是以严治军。

由于岳飞严于治军、善于治军，故“岳家军”战斗力强，“皆可以一当百”，金人也赞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家军”为当时一些将帅所叹服，而且也为后世一些名将所效法。如明代名将戚继光亦以岳飞为榜样，练就了抗倭劲旅“戚家军”。

魏徵早年做过道士，所以道家思想在他的治国方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反复劝谏唐太宗要以无为为本，与民休息，这样天下才能清净自定。在他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中，还坚持认为：“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唐太宗自己也曾说：“朕夙夜寅畏，缅惟至道，… …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