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

阵法戚继光创造独特的“鸳鸯阵”，充分发挥集体互助、长短兵器结合的力量，机动灵活打击敌人。建立车、骑、步相配的联合兵种，与敌人进行大规模决战；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人防御重点，迅速瓦解歼灭敌人；伏兵奇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鸳鸯阵阵形以11人为一队，最前为队长，次二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长牌手执长盾牌遮挡倭寇的箭矢、长枪，藤牌手执轻便的藤盾并带有标枪、腰刀，长牌手和藤牌手主要掩护后队前进，藤牌手除了掩护还可与敌近战。

有关张仲景的事物有张仲景六味地黄丸。在南阳市有医圣祠，是纪念张仲景的地方。张仲景治疗伤寒热病，有独特的功效,其用药的要点在于精，简,直中病情，不象现代中医那样,用西医的思维方式与逻辑来看病，为后世中医的楷模和学习的典范！

是中医界的一位奇才，《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奇书，又称《仲景伤寒论》。它确立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辨证论治的思想，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实属“点睛之笔”。

政治家王守仁一生仕途坎坷，先后担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后因得罪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不久被刘瑾追杀，王守仁升至泸州县令，后升至南京刑部主事，此后屡次升迁，历任考功司郎中，正德七年，再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九年，改鸿胪寺卿。正德十一年，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王守仁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在平定宁王叛乱之后，被封为新建伯，隆庆时期追封为侯爵，兼南京兵部尚书，后总督两广。王守仁因军功是明朝第二个封爵的文官。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

隆庆二年，直隶监察御史郝杰，在保定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上奏穆宗：“保定府是杨继盛的故乡，本地官吏和百姓请为杨继盛立祠，以做永久的纪念，请求批准。”皇帝很快批准，并定名为“旌忠”祠。杨公祠建于金线胡同，正殿三间，正中塑杨继盛像，正殿两旁各建碑亭一座，亭内各竖一碑，一碑刻杨继盛劾仇鸾的《罢马市疏》，一碑刻《劾严嵩疏》。清顺治十三年，将清世祖福临御制文两篇刻碑立于祠内。杨公祠大门外有一牌坊 ，写有“表”，祠后另一牌坊写“旌忠坊”。金线胡同杨公祠建成后三十三年，人们认为此处风水欠佳，于是又在皇华馆街建了第二座杨公祠（即旌忠祠），院中立有大学士孙承宗撰写的《旌忠祠碑记》，前门有“昭代忠臣坊”一座。

左丘明的品行和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左丘明逝世不久，人们即将他著述过的地方称作“左传精舍”，予以保护，并代有修葺。

汉初，肥城置县伊始，就在县城兴建了“左传精舍”，并立重修碑以志。公元1~6年(汉平帝时)，《左传》初立学宫。公元25~56年(东汉建武年间)，《左传》复立。《后汉书·郑兴范升、陈元、贾逵、张霸列传》载：陛下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传谷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晋夏侯湛赋诗赞左丘明曰：“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志《春秋》。微言逃难，旁行不流。庶几斯文，希志训猷。”

令狐楚、令狐绹父子在唐代政治和文学方面都是具有很大影响的人物，令狐楚是中唐重要的政治人物，与当时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又是著名的骈文家和诗人，令狐绹则是牛党后期的领袖人物，父子俩与当时文坛名家都交游甚密。令狐楚骈文与韩愈的古文、杜甫的诗歌，在当时被公认为三绝。

五言诗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一个显著的成就，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晋左思、张载、陶潜（《饮酒》），南北朝刘宋的鲍照，北周的庾信，唐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等人诗篇都是以抒情言志，广泛涉及现实生活，具有深厚思想内容的五言长诗，无不是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和发展。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

孔融不但是孔子世孙、天下名士，家世出身、政治背景与立场都与宦官之后的曹操有明显差异，而且他非常坚定的效忠于日趋式微的汉朝天子，成为当权的曹操推行自己政策的最大障碍之一，最终招来杀身之祸。而且由于曹操杀孔融的罪名极重，甚至直到西晋时陈寿著写《三国志》时，都不敢为孔融立传，成为该史书中缺少的最著名人物之一。

由于全家被杀和曹操所加的严重罪名，孔融的作品大部分流失，后世整理的《孔北海集》残缺不全。但是孔融的品格与言论仍然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影响。杀孔融被视为曹操执政的污点之一，而孔融反对肉刑等的作品甚至到隋唐时期仍然被用作朝廷政策讨论的论据。

汤显祖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即使是认为他用韵任意，不讲究曲律的评论家，也几乎无一不称赞《牡丹亭》，如晚于汤显祖20多年的沈德符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又说他“才情自足不朽”。和沈德符同时的戏曲家吕天成推崇汤显祖为“绝代奇才”和“千秋之词匠”。王骥德甚至说，如果汤显祖没有“当置法字无论”和其他弱点，“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哲，二百年来，一人而已”。由于汤显祖的影响，明末出现了一些刻意学习汤显祖、追求文采的剧作家，如阮大铖和孟称舜等，后人因之有玉茗堂派或临川派之说，实际上并不恰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