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

李觏一生以教授为业，乡曲俊异从而师之，东南闻风至者常数千人，同郡曾巩、邑邓润甫（北宋名臣）皆其弟子。其终生从事理学研究，所学以推明圣经为本，不泥于汉唐诸儒之说，鉴古论今，著书立言，学识渊博，成就显著。李觏思想进步，针砭时弊，积极主张改革旧制，是“庆历新政”理论上的支持者。所著大都是愤吊世故，警宪邦国的政论，被当时誉为“医国之书”。范仲淹读其所著，荐于朝，称其讲论六经，辨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子、扬雄之风，并上其所著。

王世贞最初因为文学观点与归有光相左而讨厌他，后来却又不得不佩服他，认为归有光可与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值得一提的是，王世贞晚年时文风亦有转变，主张“文必秦汉”的他甚至沉迷阅读苏轼的文章。

林则徐曾在嘉定归有光祠题一联：“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功在三江宜血食；经师偏晚达，专家论定，狂如七子也心降。”

对归有光在水利方面的贡献和经学方面的成就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归有光以儒术成就功业。

程颢、程颐经学思想以“经所以载道”和以义理解经为基本纲领，并在经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天理论哲学，完成了伦理型儒学向哲理型儒学的转化，亦是经学史上的宋学发展为思想史上的理学的重要标志。二程以新儒学的义理来阐释儒家经典，是其与前代儒学的基本区别，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二程创立的天理论哲学代表了宋代理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二程确立了理学的道统论，由此体现出其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程颢和程颐世称二程，他们在中国儒学思想发展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儒学第二次复兴的主要骨干人物。可谓宋学（注：一般指称宋代的儒家学术，学界也有指宋代学术总称）泰斗。

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可是早在熙宁九年（1076年）五月，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

朱熹评说：“范文正杰出之才。”“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

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宋元学案·序录》云：“高平（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宋史》评价《宋史·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